1972 年秋,我上初中。例行军训的最后一天是实弹射击。休息时,负责军训的人武部干事请出一位老人,介绍说:“这位是老新四军孙正保爷爷。孙爷爷是有名的神枪手,下面请他进行射击表演,然后给大家讲战斗故事。”同学们一片欢呼。
孙爷爷中等身材,看上去有50来岁,但两眼有神,精神饱满,动作干净利索。只见他卧倒、装弹、瞄准砰砰砰砰砰,五弹连发,一气呵成。报靶员报靶:“46环!”同学们又是一阵欢呼。但孙爷爷微笑着摇摇头:“到底老!”
坐在山坡的一块平地上,同学们要孙正保讲战斗故事。孙爷爷略一沉吟,说:“我出生在一个猎人家里,从小练枪,一向对自己的枪法很自负。但参加了新四军,我才感到,自己最多只是个枪手,而那个人,他是枪神,尽管他一生只打过一枪”
孙正保爷爷的目光里充满敬意,接着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战斗故事
1942年夏天,孙正保所在的新四军某部和日伪军打了一场恶仗。孙正保在战斗中负伤,被送到医院治疗。
新四军的这所医院,地理位置十分理想。前出,与抗日根据地相连;后退,则是深山密林。更妙的是,医院通往大山深处仅两公里的地方,有一条长几十公里、宽十几米的峡谷,峡谷上只有一座用深山老藤拉起的木板桥。医院一旦遇到敌情,只要迅速撤过峡谷,毁掉这座桥,就平安无事了。也许正因为此,医院的警卫工作比较薄弱,只配了一个警卫班,仅七名战士。
这所医院的院长姓王,30多岁,白白净净,不苟言笑,医术高超,听说在国外留过学。为了加强伤病员的营养,王院长有时派警卫班的战士过峡谷进山打猎。孙正保的伤基本痊愈后,也参加了警卫班的工作。一次,孙正保见王院长有空,就邀他一起去打猎。谁知王院长头也不抬:“我不会打枪。”孙正保连忙说:“那我教你。”王院长冷冷地说:“我讨厌战争,所以也讨厌枪。”“那你为什么当兵?”王院长长出一口气:“强盗来了,我除了回国尽匹夫之责,还有别的选择吗?但我发过誓,终生都不碰枪。”孙正保觉得这个院长有点怪。
一个雾蒙蒙的早晨,200多名日伪军偷袭医院。由于敌人有当地汉奸带路,所以发现敌情时,敌人离医院很近了,情况很危急。王院长一边命令警卫班阻击敌人,一边下令医务人员只带急需的药品,抬起伤员向大山深处撤退。医院大队顺利撤过了峡谷,但警卫班因为仓促应战,加上力量悬殊,被敌人缠得很紧,无法脱身。警卫班刚过桥,日伪军就到了对面桥头。两个负责毁桥的战士来不及把拉桥的葛藤全部砍断,鬼子一排机枪子弹扫过来,两个战士壮烈牺牲。
日伪军乘势向桥这边冲。孙正保和剩下的战士英勇阻击,暂时把敌人逼了回去。但鬼子很快重新部署,用更猛烈的火力作掩护,逼着十几个伪军从桥上爬过来。情况十分危急!孙正保、王院长和战士们都明白,以他们目前的力量,是无论如何挡不住敌人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毁掉峡谷上这座木板桥!但敌人显然也明白这一点,机枪子弹像狂风一样扫过来,封锁住桥头。战士们拼命射击,阻滞桥面上的敌人。但没过多久,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只有孙正保还剩最后五发子弹。一向矜持的王院长也急了,大声喊:“快打葛藤!打只剩三根的一边!”
原来,负责毁桥的战士虽然没来得及砍断拉桥的葛藤绳就牺牲了,但木板桥左边八根葛藤拧成的葛藤绳被砍断了五根;只要打断剩下三根,桥面就会倾斜,只剩一边的木板桥就会因承受不了十几个伪军的重量,带着那些伪军坠下深谷,整个医院也就转危为安了。
孙正保拿出看家本领,砰砰两枪,打断了两根葛藤。但由于桥的一边只剩下一根葛藤拉着,加上那伙伪军的重量,桥晃得特别厉害。孙正保连发两枪,都没能打断最后一根葛藤。孙正保拿出最后一颗子弹,正准备往枪里装,王院长猛地压住他的手,一字一顿说:“100多人的生死,全在这一枪,你有绝对把握吗?”
孙正保额头上冒汗,手也微微发抖,不敢回答。这时桥面上的伪军试探着猫起腰向前走
情况已经十万火急!王院长回头望了一眼伤病员撤退的方向,毅然说:“把枪给我!”孙正保虽然不解,还是照办了。王院长拿着枪和子弹,一时有点手足失措,又还给孙正保,说:“快,装弹!”
王院长接过上了膛的枪,突然一跃而起,向木板桥冲去。敌人发现有人,子弹立即又像雨点一样泼过来。王院长在离桥几步的地方中弹倒地,但他拖着被打断的双腿,一步一步终于爬上了木板桥,把枪口放在那根仅剩的葛藤上,抠动了扳机,木板桥立刻倾斜,巨大的倾翻力拉断了另一边的葛藤索,王院长和十几个惊恐惨叫的伪军,随着木板桥一起坠入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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