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吃过早饭，洗碗筷，把灶台也擦拭干净，刚好八点一刻。取下挂在墙上的公文包，出门上班。所谓公文包，里面并没有任何公文，只是装着我的身份证，记者证，几百元零用钱，一张信用卡，和一副老花镜。这个公文包是我最后一次评先进生产者时的奖品，已经很老旧，只是习惯了出门时总要带上。早先，公文包里确实常常装着我夜里赶写的稿件。
无需乘车也无需骑自行车，街也不上。我住在报社大楼的后院，从锁上家门到推开办公室的门，大约十分钟。我是二十年前住到这里的。那时候，人们还不懂得到郊区盖房子，每个人都只是希望上班近一些。住得远了会有诸多麻烦。刮风下雨，顶风冒雪，蹬个自行车，或是挤公交，恨不得爱怎样怎样吧。孩子小的要拖拉着孩子，现在说起来还有同事掉眼泪。各单位正时兴“为群众办好事”，报社把后院的篮球场挖了，盖了这栋六层的家属楼。十分荣幸，我分得了四楼一套两室的单元房。那年，我还不到四十岁，所有的亲戚朋友无不羡慕。如今，除了几个早几年退休的同事和几个子女家属，已经没有比我岁数小的同事还住在这里。年轻人都是住很大也很远的房子，他们每天开着自己的汽车上班。
办公室也是在四楼。穿过昏暗的通道，最里端左手把角便是。我的办公桌是办公室里最好的位置，后面是朝东的窗子，左面是朝南的窗子，是谓金角。几年前，部里的同事硬是把我的办公桌搬了过来，也是从那时候起，他们喊我“老不死的”。他们说，“把最好的地方给老不死的”。大概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只提前五分钟进办公室。原先都是提前半个小时。把开水打好，再把地拖了，把桌子擦了，把报纸归拢到报夹，大约正好半个小时。从我到报社工作，只要不出差，几乎每天都是这样。但是，我那时常常出差。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部里的年轻人来得更早，当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桌净几明。他们来报社的食堂过早，他们说七点以前路上好走一些。
我不再出差，也几乎不出门。主任说，“让年轻人跑去吧，他们开车就走，很方便。你在家多帮我看看稿子。”年轻人则开始给我安排工作，“老不死的，帮我领两支笔”，“老不死的，帮我领两个笔记本，别忘了”。出差回来他们便在我桌上放些什么土特产，一包“老婆饼”，或是两块“巴女糕”，或是一把核桃一把枣。
我对“老不死的”的称呼也很喜欢，感觉很受听，多多少少有些倚老卖老。直到有一天，我又遇上一个“老不死的”。
(二)
事情多的时候，忙不过来，主任也要我出去转转。
上班铃响过，把人派出去，主任回转身对我说，“您去了解一下‘路怒症’怎么样?”
我把录音机和笔记本装进公文包，上街。
瓦蓝的天空，蓝得耀眼，没有一片浮云。大街上没有多少行人，没有多少车辆，虽然戴着口罩，呼吸也还很顺畅。我因为汽车尾气过敏，已经很长时间不上街了。即便上街，也只是去家旁边的菜市场，戴着口罩低着头，匆匆买了鱼，或肉，或是萝卜白菜，匆匆回来。没想到今天这个钟点还可以，放眼望去，并没有塞车。南边不远有一个大型超市，旁边是一个停车场，平日里总停着上百辆各色各样的汽车。不知是否能有一两个“患者”。
所谓“路怒症”，是因交通混乱导致的心理不平衡，进而引发打架斗殴，甚至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前些日子我看过一个香港媒体的有关报道。没想到这么快就传播到内地了。
停车场的出入口坐着一位面无表情，邋里邋遢的男人。五十多岁年纪，穿一身仿交警的蓝色制服，鼓鼓囊囊，看样子从不曾洗过，两袖和前胸有几处油污铮亮。脖子上套根红绳，拴着个印有照片的牌牌，是工作证。
我微微弯了弯腰，算是致意，从公文包取出记者证，说明想采访几位车主。没想到他竟十分客气，“行，行，”连忙站起身把座位让给我，“你先坐，先坐。”那呆滞的脸上绽开笑容。
所谓座位是一把不知什么人家丢弃的破折叠椅，垫着一块脏兮兮的包装箱纸壳子。我瞟了一眼，一边说“不客气，”一边请他自管坐自己的。并无车主往来，便没话找话。“听说存车费又涨了，现在该挣不少钱了吧。”
“什了，什了，”他客气的笑容瞬间变作愤怒。我偷偷笑了笑，愤怒总比呆滞的好。“比俄原先看自行车挣得还少。” 他益发愤怒，“净不给钱，净不给钱，越是好车越不给钱。刚才，刚才，一个开红宝马的老板子，说是再要钱就打个电话炒了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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