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在回国前，曾动员许多留美的中国学生回国，其中有两位就是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亲自带的博士生郑哲敏和罗时钧。
曾在钱学森之后担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两院院院士郑哲敏在钱老逝世后表示：“感觉钱先生的逝世其实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像钱先生这样的奉献精神，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以后不会再出现了。”郑哲敏在1948年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力学。一年后，他取得了硕士学位，并考上了钱学森的博士生。郑哲敏取得博士学位后，也希望能尽快回到祖国，却遭到美国政府的多方阻挠。1955年，中美在日内瓦达成协议，郑哲敏等一批爱国科学家终于回到祖国。回国前，钱学森特意给郑哲敏饯行。钱学森认为，要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之间建立一个桥梁，为工程技术提供新的方向方法、新的理念，应当走在工程技术的前面，而不是跟在工程后面。回国后，郑哲敏先到中科院数学所任副研究员。同年年底，钱学森也返回了祖国。他随即参加钱学森创建力学所的工作。1956年，郑哲敏被任命为该所弹性力学组组长，研究水坝抗震。20世纪60年代初，钱学森交给郑哲敏一项重要任务，研究爆炸的理论和应用。钱学森认为，爆炸力学对开路、开矿都非常有用，是国家所需要的重要科学理论。从那时起，40多年来，郑哲敏在研究解决爆炸加工、爆破、核爆炸、穿破甲、爆破安全、高速运动的稳定性以及材料的动态力学性质等问题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我曾多次见过郑先生，最近一次见面，是两年前，在一个航天科研单位的会议上。郑先生年过八旬，但仍然才思敏捷，身体硬朗。在晚餐时与我与郑先生和几位航天单位的院士等同桌。当郑先生谈起他每天仍步行上班时，我对郑先生说：“这几位老总虽然有车接送，但他们的身体却都不如您！”这句话，引来一片笑声。
另一位罗时钧先生我也很熟。文革前曾有过多次接触，但文革后再也没有与他见过面。在我的印象中，罗先生是一位非常老实的读书人。1950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在导师钱学森的鼓励下，于同年8月31日和赵忠尧、沈善炯一起，踏上了回国的道路。他们乘船于9月12日到达日本的横滨港。到达横滨时，他们就被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逮捕，关进了巢鸭监狱，罪名是所谓携带有关美国国防的秘密资料。12月初，又被转送到东京当时的国民党驻日“大使馆”，国民党官员劝说他们回美国去，或是到台湾，并说台大校长傅斯年已从台湾来电，聘请他们任台大教授。对此，他们都断然拒绝。最后，美军抓不到任何证据，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放人。12月下旬，他们历经磨难，终于回到到了祖国。回国后，罗时钧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从事力学研究。1952年，罗时钧听从派遣，奔赴当时生活很艰苦的哈尔滨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任教。由于上述经历，他在文革期间却被说成是“派遣特务”，受到了严刑逼供，身上留下多处经常发作的伤病，妻子也被迫害致死。但是，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他仍坚持科研工作。1970年，哈军工的航空系并入西北工业大学，罗时钧也随之转到西工大。此后，他争分夺秒，率先开展了跨声速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并在国内首次将有限差分法用于飞机空气动力计算。文革后，他还担任过西工大的副校长，并培养了多个优秀的博士生。从1990年起，他应邀来到南加州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由于在国内无人照料他，现在他仍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工作。
我们在这里讲述钱老在加州理工学院两位中国博士生的故事，是要说明中国为什么不能冒出顶尖帅才，固然教育缺乏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重要原因之一，但同等重要的还包括社会环境和个人机遇等原因。郑、罗两位先生都是在加州理工学院，都由钱老亲手带出来的，但他们与钱老相比，毕竟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也很困难地去评价起点几乎相同的郑、罗两位先生，谁的贡献更大？由于郑先生是两院院士，在民众的眼光中，也许认为郑先生的贡献要大些的人居多。罗先生不是院士，肯定也与罗先生在文革中的境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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