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第二回讲述太尉高俅的发迹史,说他原本是开封府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在临淮州住了几年后,经人介绍,来到京城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家,董将士不想留他,于是转荐他到“小苏学士”处,“小苏学士”只留高俅在府中住了一夜,便又把他介绍给了驸马都尉王晋卿,此后结识了当时为太子的宋徽宗,由于踢得一脚好球,平步青云,做了太尉。
读者诸君大概不清楚这位“小苏学士”究竟是何人,怎么能有这么大的面子,把一个卑微小吏推荐给当朝驸马爷。原来这位“小苏学士”是《水浒》的作者笔下之误,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大苏学士”,就是人人熟知的东坡居士苏轼。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对高俅的发迹言之较详,我们再结合其他相关资料,知道高俅原本是苏东坡府中的小吏,苏学士见高俅的文章颇具风采,故而很欣赏他。宋哲宗元佑八年(1093年),苏轼自翰林院出任中山府(今河北省定州市)知府,便将他举荐给翰林学士承旨曾布,曾布府中属僚本已不少,所以没有接纳,苏轼又将高俅转而荐于驸马都尉王晋卿。高俅在王府中一住就是七年,直到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才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端王。事有凑巧,一个月后,哲宗驾崩,端王即皇帝位为徽宗,高俅受到徽宗的“不次迁拜”,数年后官至节度使,渐升为枢密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父高敦复升为节度使,兄高伸也借着高俅的势焰,位居显臣之列,其子弟皆为郎官,一门荣耀至极。
再说苏轼由于朝廷内部党争,屡屡遭贬,元佑八年(1093年),宣仁皇太后崩,哲宗亲政。身为旧党人物的苏轼知道自己的政见为新政所不容,很识趣地自请外补为中山知府。不到一年,政局变得越来越坏,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朝臣弹劾他在担任翰林学士时所作的制词中有讥谤先朝之语,被贬为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知州,还没到任,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惠州。这个所谓的“节度副使”,不过是皇帝给大臣留的一点面子,实际上他已是被监视居住的犯人了。这还不算,没过多久,他被再贬为琼州(今海南省琼山县)别驾,居住在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县西南),过着“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的艰难生活,直到徽宗即位(1101年),才遇赦北归,不久死于常州。可以说,高俅飞黄腾达之日,正是苏轼遭遇灭顶之灾之时。此后二人之间尚有何联系呢?《挥麈后录》说:高俅始终对苏轼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苏学士奖拔之情,每当苏轼的子孙亲友来京师时,高俅都要亲自抚问,赠以金银财物,以周济其贫。由此看来,苏轼把高俅荐给王晋卿,并非是由于厌恶他轻薄浮浪,恰恰是出于对他才干的欣赏。苏轼一生磊落豪侠,对人从不设防。宋人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说:“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其弟苏辙,人称‘小苏学士’)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人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苏轼和高俅在政治上见解相左,在人生取向上也大相径庭,可以说完全不是同道之人,然而当苏门子弟贫不能存的时候,恰恰是高俅反过来救了他们的命,使苏轼子侄得以在南宋重振家风,这或许正得益于苏轼一生“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对谁都以诚相待,才使得政敌也为他的宽阔襟怀所感动。
这里顺便再交待一下高俅的晚年。靖康初,高俅护送徽宗南逃,到了临淮突然发病,不得不返回京城。当时大奸臣童贯、梁师成等人都由于民愤极大而被朝廷诛杀,蔡京被流放。惟独高俅免于此祸,后来病死于家中。这大概是由于他这一生对得起苏学士,阎王老子没有让他做刀下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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