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天高去了，到了那个人人都知道却从来没有人真正去过又再次回来的地方。他原来的名字不叫恨天高，可人们都这样叫他，尤其是四邻八乡的外村人，他的真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恨天高已经成了他的专有名称。不少人听了这个名字就会想到《水浒传》里的那个三寸地丁——打虎英雄的哥哥武大郎，是的，恨天高就是武大郎一样的身材。
恨天高也知道武大郎的故事，但他瞧不起武大郎，他说武大郎不明智，说娶那样的美人做老婆是自讨苦吃。他比武大郎更恨潘金莲，认为潘金莲纵有千条理由也不能杀人．杀人罪不可赦。
恨天高的父亲一生什么也没有留下，他只继承了父亲的身高和这个带有贬义的名字。他不但矮而且黑，两腮和下巴泛着油墨的光，圆圆的鼻尖也随着脑袋的不停转动而变幻着光点，但一双黑黑的小眼很机灵，这一点说明他不是傻子。
恨天高是在镇上的敬老院里走的，那是个秋天的傍晚，他停止了呼吸，眼睛却没有合上，仍然有一种含糊不清的光，谁也猜不透是什么意思。工作人员拔了吊瓶，用手把他的双眼抚合，然后打电话通知了他的村长。
村长接到电话就到了七爷家，七爷和恨天高同岁，是从小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恨天高一辈子被人瞧不起，唯独七爷和他是知心朋友，七爷听了他的死讯后眼眶湿了，他长叹一声：恨天高是好人啊，就是命不济。当然七爷比其他人更了解恨天高。
恨天高和父亲都是矮子，他父亲年轻时人们也叫他恨天高而不叫他的名字。母亲死得很早，爷俩的日子一直过得很艰难，他也因此没能上学读书。当年父亲带他四乡里去讨饭，每到一个村子便有一群孩子围住他们像看西洋镜一般，跟在他们后边大喊：小人龟，恨天高，小人龟，恨天高。一群狗也跟着汪汪地乱叫。
村长对七爷说第二天一早去把恨天高烧了，不必按风俗等到三日了，因为恨天高没有亲戚，等也没有什么意思，七爷同意了。
恨天高生前曾当过丧事理事组的组长，当地不管谁家有人亡故都要等到三日后才发丧，恨天高给人家主持丧事非常认真，他觉得那样很光荣，那是他努力了十几年才争取到的，他说能为大伙做点事才活得不冤枉。可恨天高在村民们的眼里却是无足轻重的，有他没他都一样，丝毫不影响过日子，人们对他的漠视使他很伤心，他很想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尊重，他知道村里有威望的人都是能为大伙办事的人，譬如医生、木匠或教师，可自己能做什么呢？于是他先学会了编筐，那各种大小不同的筐子是农村家家户户都用得着的工具，割草、担粪、卖菜谁家不用筐呢？编筐的材料山上到处都有，荆条、葛条、柳条都行，那时他在生产队里放牛，每天把牛赶到山上，牛在吃草时他就割一些条子带回家，晚上就在家里编筐，一编就编到下半夜，这样也好，他觉得不再那么空虚寂寞了。他把筐送给邻居们，邻居们说不能白要他的筐，就给他三毛两毛的钱，他倒觉得不好意思了。一个筐能用好几年，总不能老送筐子给人家，后来他就把筐拿到集市上去卖，可那时批判资本主义，他就成了典型，全村开大会批判他，把他揪上台被全村社员声讨了一顿。他本想做点对群众有益的好事，没想到第一次出头露面是在那样的场合，他从此就不再编筐了。
在农村谁家有了喜事或丧事，全村的人都会去帮忙，恨天高当然也不例外，但恨天高很自觉，人家有喜事的时候他是很少去的，他知道自己其貌不扬会惹主人不高兴。而谁家如果有了丧事，他就主动去干些零活，比如在角落里烧开水或是为死者编一个五谷囤，远不如主丧人的地位重要。主丧人就是主持丧事的司仪，在整个丧事过程中是领军人物，所有人都听他的。时间长了，那些千篇一律的丧仪程序恨天高都了如指掌，他完全能做一个合格的司仪了。
那年村里的丧事司仪老了，没有人给人主丧了，多少有点社会地位的人谁都不愿意干这事，恨天高出于好心主动去干，没想到遭到了一些丧主的拒绝。事后才知道是因为他没有家口，不能算个十全的人，这样的人做这样的大事对主人家是不吉利的。那晚他哭了一夜，两眼都肿了，此后他很长时间把自己关在家里没有出门。
文革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暴风骤雨毫不例外地洗礼了偏僻的小山村，村里原来的领导班子被打倒推翻，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派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要破四旧立四新，移风易俗，就成立了红白理事会负责喜丧事宜。红事组的组长马上就有人抢着当了，可白事组组长却没人肯干，原来村里的丧事司仪跟造反派的观点不同，坚决不干，这个位子就临时空缺。后来七爷保举了恨天高，说他完全能胜任此职，是个合适人选，恨天高自然很高兴，觉得还有人瞧得起他。
恨天高有了革命委员会的任命，他第一次主持丧事的当天中午就在丧主家喝了酒，丧主亲自给他斟酒点烟，并且说感谢他帮忙。喝酒的时候恨天高心里很复杂，因为死了人心情很沉痛，又因为他能为社员们办事受到社员的感谢而高兴。下午他安排孝子给亡灵指路，革委会主任说这是四旧，这些仪式都免了罢。恨天高说一下子去掉这些仪式社员们的思想还一时转不过弯来，很难接受，得循序渐进，再说这又不用花钱，不违背节约闹革命的精神，如果不给亡灵指路，亡灵不能顺利归西，革委会主任听了也就不再反对。
恨天高把丧事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得认真仔细，每一件事情做完后他都要细心复查，生怕做错了或是有遗漏使主人不满。第三天出殡的时候，他敲着铜锣指挥着出殡的队伍，大声喊着口令，抬棺的、送葬的、哭丧的、帮忙的一大队人马都听他的指挥。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走，都是他先郑重敲一声锣，再郑重地一喊，没有一个不服从的。那一刻既庄严又神圣，他觉得他不再是那么矮，仿佛是站在云端的神仙，所有的人都敬仰他、尊重他、服从他。
第二天早上村长就和七爷的儿子到了敬老院，敬老院的职工把恨天高的遗体装进一个塑料袋子抬到了殡仪车上，就向县里的火化场驶去。
殡仪车开走了，什么仪式也没有，没有人给他指路，没有人给他烧纸，没有人给他哭丧，也没有人给他摔盆打碗，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平静。
恨天高给别人主丧时可不是这样，文革结束后不再喊破四旧了，一些旧的风俗又恢复过来，送葬队伍可谓浩浩荡荡，走在最前头是一人提了纸筐先撒下为死者买路的纸钱，紧跟着是十几杆花花绿绿的旗子开道，再接着是为死者轧制的纸人纸马等物件。恨天高提了铜锣发号施令，一群披麻缟素的男孝子们走在灵柩前面，灵柩有八个精壮的汉子抬着慢慢行走，再后面才是死者的女亲眷，也都穿了缟衣素服坐在车子里，一边慢慢地走，一边唱一样地拖着长腔慢慢地哭。长长的队伍顺着曲折的山路或停或走，到了墓地，然后是下葬、烧纸、筑坟、圆坟等一系列繁文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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