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侵占东北，全国人民群情激昂，纷纷要求政府与日本绝交，对日宣战。他却于此时站出来唱低调，泼凉水，主张冷静应对，与日本直接交涉，为了保全东北主权，不惜屈辱地承认日本开列的五大条件。
这不是汉奸是什么?
1933年，日本人打到热河，对华北虎视眈眈，有血性之士着文号召与日本一拼!而他，却拍案而起：“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也不愿学着这壮语作战!”
两年后，他居然跟侵略者日本勾搭，在日本报刊发表文章，提醒日本人不要轻视四亿中国人的仇恨，不要因轻举妄动而毁灭日本民族光荣的过去和伟大的前途。
再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军民正待奋起抗战之时，他竟同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等人搞在一起，大唱低调，企图尽最后的和平努力。以至于八月七日的南京中央国防会议上，国军参谋总长程潜指名道姓大骂其为汉奸!
确实，这样的人不是汉奸，谁是汉奸?
然而，这个汉奸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却远远超过了许多慷慨激昂纸上谈兵的“爱国”义士们。正是他，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放弃自己极端珍视的超然独立地位，应召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他称自己“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全部心力投入了争取美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工作。
拖美国下水，正是他早在1935年，即全面抗战爆发的两年以前，就已经定下的策略。这年6月下旬，他连续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写了三封信，谋划抗日策略，并托后者转达蒋介石。他对世界局势作了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的局势。第二个判断是，在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场最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
以此作为基点，他提出两个可能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与日本公开交涉，作有代价的让步，解决一切悬案，原则为换取十年和平，争取时间解决国内武装割据，同时发展经济，整军备武，积累本钱，以便在将来的国际大战中一举翻身。
“倘辱而不能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则不免于一战。”于是有第二个方案的提出，此即苦战四年的计划。
苦战的目的，不是凭中国自身实力独自战胜日本，而在于加速那个“不很远的将来”的国际大战的实现，促使中日战争演变成国际大战。他指出：“只有这样，可以促进太平洋国际战争的实现，也许等不到三四年，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
两年之后，历史正好按照他这里所设想的第二方案展开，而这其中，也有他本人做出的不懈努力与不小的贡献。
然而，最令人感佩不已的，还不是他的预见力，而是他对国家民族极端负责任的精神，是他在群情汹涌主战的时候敢于主和当“汉奸”的勇气。
与汪精卫相比，他毫无争权夺利的私心，也不像汪精卫那样对中国前途悲观失望。对于中国最后的翻身，他始终充满信心。1935年，在举国趋于消沉之时，他公开站出来，呼吁大家反对华北特殊化，以致被日本军方视为“一二·九”学生运动背后的黑手。当抗战全面展开，中国人已经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他更是成了坚决的主战派，正式与汪精卫分道扬镳。因为代价已经付出，只有坚持到底，才不致前功尽弃。当汪精卫发出艳电投向日本怀抱之时，他却提醒政府，现在是和比战难百倍，我们已经逼上梁山，除了苦撑待变，别无他途。
这就是他，一位曾经遭人唾骂的汉奸，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他的名字叫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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