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毛泽东，刚刚而立之年，真可谓是他自己所说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满怀“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英雄气概。当他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协助陈独秀处理党的日常事务时，他对马林的“国共合作”怎么看？
1922年4月6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维经斯基写信，表达了他强烈反对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意见，列举的6条反对理由中，有这样1条：“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
陈独秀这里所提到的长沙的同志，是否包括毛泽东？
当时，已成立中共湘区委员会（相当于后来的省委，但工作范围不限于湖南，如江西安源的工人运动就是由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的），毛泽东是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为委员，共有30名党员。既然长沙的同志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样的事“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作为“长沙同志”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对“国共合作”的看法可能与陈独秀一致。
毛泽东在党刚刚成立不久时，曾作为东道主在长沙热情接待过马林。不过，那时马林还没有形成“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那是1921年12月中旬，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翻译张太雷的陪同下，到桂林会见孙中山，经过长沙时稍作停留。毛泽东请马林和部分工人座谈，并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向工人群众“讲阶级斗争”，“介绍俄国革命”，气氛很热烈，马林也很兴奋。
然而，更使马林兴奋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支持了马林关于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对在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国共合作”，毛泽东投了赞成票！6月的广州，杨柳丝丝，暖风习习，中共三大的召开，使广州国民党的大本营更加具有“赤化”的色彩。中共的前两次代表大会都是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秘密召开的，如今，参加党的三大的代表们，来到国民党控制下的广州公开举行讨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会议，这预示着国共两党合作蜜月的到来。
在党的三大上，内心并不赞成国共党内合作的陈独秀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虚构的……”，说他“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另外他很容易激动”。这也许是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作自我批评。
性格倔强的陈独秀，面对共产国际的决策，面对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不得不收敛起个性的锋芒，在党的纪律的约束下，批评自己并不认为是错误的观点，这反映了当时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拿到了斯大林、季诺维也夫的“尚方宝剑”的共产国际“钦差大臣”马林，在三大上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马林认为：中国国民党是合乎理想而具有实力的国民革命的政党，孙中山的一些得力助手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人，国民党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革命的优秀分子多在国民党内，即使是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也大多加入了国民党。
因此，中共加入国民党，用不着提出什么按民主方式改组国民党等条件，中共党员应该老老实实到那里去学习民族自觉。“马林这种对国民党的过高估计，曾遇到陈独秀先生的反对，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大的分歧点”。马林的这一观点遭到了部分与会者的反对，双方争论激烈。陈独秀“对于这种纷争觉得苦恼而左右为难”，若他公开反对马林的意见，则将冒犯“带头反对共产国际”错误的风险，此时的他“不愿违反共产国际的训令，也不相信马林会歪曲共产国际的训令”；若同意马林的意见，他又认为“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不能混为一谈，不同意马林对于国民党那种过高的估计”。于是，陈独秀仿效李大钊在杭州西湖会议上的“调和立场”，“主张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只对马的解释作些轻微的修正”。
也许是受了马林和陈独秀的影响，毛泽东在会上支持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主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时，马林同志提出了‘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口号。这个口号虽没有被批准，但对党却有很大影响。中央委员会拥护它的有毛泽东。”和马林站在一起的还有瞿秋白、张太雷等人，蔡和森为什么单单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这说明毛泽东当时是拥护“国共合作”、支持马林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
但是，针对马林轻视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农民运动的态度，毛泽东在发言中，依据粤汉铁路、安源煤矿、长沙泥木工人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的经验，论证了工人加入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论证说：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样的局面。毛泽东的这一番话，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话，对“素来瞧不起农民”的马林来说，不知是否认为有“旁门左道”之感，但对与会的其他代表却留下了深刻印象。连毛泽东后来的对手张国焘都说：“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并以佩服的语言说，“那时他的此项见解的重要性，是不能抹杀的。”
党的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表明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确认，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的统一战线最终确立。有些人认为，毛泽东在“三大”的崛起是因为受到了陈独秀赏识，这种看法并不全面。我们从马林在“三大”讲话时频频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批评张国焘等激进分子、张国焘在“三大”失去中央委员的资格等情况推断，说毛泽东受到马林的赏识也许更准确些。青年国际代表达林当时在给与马林有严重分歧的另一个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信中，就直接把毛泽东看成为“一定是马林的人”。此时，毛泽东是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中央组织部部长。可不要小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这个头衔！根据“三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
按照《组织法》的规定，陈独秀的头衔为“中共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日常事务，起草、签发文件和指示，掌管全党的组织工作。“三大”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作为陈独秀的主要助手，和陈独秀、蔡和森等一起，共同肩负党中央的领导重任，执行共产国际确定的“国共合作”，以主要精力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促进国共两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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