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没怎么开疆拓土,发展经济也没有什么思路,然而,却被视为历史上少数明君之一,皆因为其懂得“自守之道”。
宋仁宗非常仁厚。某次,仁宗在宫内散步,不时回头看,随从们很不解。回宫后,仁宗对身旁的嫔妃说:“朕渴坏了,快倒杯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何在外面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让自己忍着呢?”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见他们准备水壶,我要是问的话,肯定会有人被处罚,所以只好忍着不说。”
宋仁宗生活简朴。某年初秋,有官员献上蛤蜊,仁宗问从哪儿弄来的,臣下说:远道运来。仁宗又问花了多少钱?臣下答:这些蛤蜊一共28枚,每枚1000钱。仁宗的脸立马拉长了,他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俭,现在这点蛤蜊就要28000钱,我怎么吃得下?”硬是没吃这些蛤蜊。还有一次,仁宗处理政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热羊肉汤,但一直没说。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劝他:“陛下日夜操劳,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做就是了,怎能忍饥让龙体受亏?”仁宗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晚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羊儿,一年下来就是数百只……伤生害物,其心何忍?”
宋代有个制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意思是国家的事无论大小,都要经过以宰相,御史为代表的行政、司法系统的讨论,皇帝不能独断专行。宋仁宗一直敬畏着这种法度。仁宗很喜欢张贵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想做宣徽使(类似于皇家总管),张贵妃给仁宗吹吹枕边风。仁宗本来就是个糯米团子,很好讲话,立即满口答应。可仁宗的决定在“廷议”(类似于内阁部长会议)时没有通过。过了段时间,张贵妃故态复萌,仁宗也再次答应。那天临上朝,张贵妃送皇帝到殿上,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说:“得!得!”果然下圣旨任命张尧佐做宣徽使,谁知包拯坚决反对,说这个动议不是早就否决了吗?皇上您怎么可能推倒前议?“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好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贵妃前来拜谢,皇帝举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自己想办的事因为廷议通不过只好放下,宋仁宗内心里未必没有不满,但他真正可爱的地方在于始终信任并竭力维护这种皇权监督体制。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叫太监进来给他梳头。太监见仁宗怀中有份奏折,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有歌伎舞女,升官了,还会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削减,岂不太过分了?”仁宗没有做声。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对,朕准备采纳。”太监自恃是皇上宠信的人,于是发牢骚:“倘若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
听到这话,仁宗立即起身呼主管太监入内,将梳头太监及29名宫人清退。皇后问:“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非多余,为何将他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宋仁宗看重自守之道,与其性格比较懦弱有关,但最重要的还在于宋仁宗对国家前途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在仁宗看来,个人的一些事能否办成不是特别要紧,真正要紧的是不能办错天下大事,让国家陷入危境。
宋仁宗的自守,不是无能,在某种意义上,它暗合了古人所说的“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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