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孔祥熙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国民革命，大革命时期支持北伐战争，后来在国民党政府长期担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直至院长。
对于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人们的评价往往着眼于“四大家族”、“贪污敛财”、“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等层面。其实如果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通观他的一生作为，就会发现他复杂多面的人生中，也有利国益民的善举。例如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他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时采取调整财经政策，争取外援，赈济敌后抗日根据地等举措，都是有利于抗战的。又如在家乡（山西太谷县）持久而成功地兴办教育，也是他人生中的精彩篇章。
孔祥熙一生与美国有很深的难舍情缘，笔者谐称为“美缘”。他在国内的所作所为，都与他赴美国留学、访问和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笔者了解，孔祥熙的一生中，有过7次赴美经历。
孔祥熙第一次赴美，是在1901年。22岁的他，由潞河书院保荐、直隶总督李鸿章照准，走出国门赴美留学。
此次赴美，孔祥熙有一个影响终生的重要收获，就是认识了孙中山，思想觉悟得到提高，革命理想得以确立。他对孙中山心怀崇敬之情，到美国后，一直关注孙中山的行踪，曾先后去过纽约和芝加哥，但都与孙中山失之交臂。直到1905年的一天，他听说孙中山要途经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惊喜万分，立即赶到克利夫兰，终于如愿以偿。孙中山向孔祥熙阐述革命宗旨、民族大义和革命方略，并介绍反清革命团体“合成大团”成立中国同盟会的历程以及当时的革命形势。孔祥熙满怀虔诚，恭听孙中山教诲。当孙中山问及孔的未来抱负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提倡教育，振兴实业！”孙中山称赞其志可嘉，并诚恳地告诫：“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始可以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为始。西北各省距离海口很远，风气开通较晚，所以启迪民智的革命基础，必须尽早建立。”孔祥熙听后如拨云见日，敬佩万分，当即提出要追随革命加入同盟会的请求，孙中山欣然立予应允。此次会晤之后，孔祥熙成为同盟会会员。
此次赴美孔祥熙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知识得到积累和飞跃，并且为家乡发展文化教育争取到外援。历时6年，他先后就读于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1907年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是年秋天，他怀揣耶鲁大学文凭，肩负欧柏林大学中国同学会关于用“庚子赔款”设立学校造就人才的重托，踏上回国的历程。
孔祥熙刚迈进国门，迎接他的是铁道、邮电和北洋大学等部门的盛情邀请。但孔祥熙对于那些高官厚禄的职务不屑一顾，执意返回家乡太谷，矢志兴办教育，开启民智，开通民风，改变家乡面貌。他确立崭新的教育理念，采用崭新的教学方法，坚持“培养博爱济众服务社会的人”的办学宗旨，兴办了一所小学校，取名“铭贤学堂”，并亲任校长。他不仅高薪聘请省内外优秀教师任教，还引进外籍教师，自己也兼授史地、体育、矿物等课程。在他的苦心经营下，铭贤学堂得到不断发展，由小学到中专进而到学院，成为中外驰名的铭贤学校。其固定经费主要来自两项：一是欧柏林大学学生会所收会费一半的捐助；二是欧柏林校友、大资本家查理・霍尔遗产的大部分。另外，还有孔祥熙利用各种方式向国内外各界人士募集的款项。由于学校经费充裕，向学生收费很少，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更给予减免。孔祥熙就任高官显位后依然兼任铭贤学校校长，公务再忙也要拨冗过问校务。铭贤学校成立40多年，为国家培养了为数可观的知识人才。除少数定居国外，大部分为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终生，其中不乏著名专家教授和党政骨干。
孔祥熙第二次赴美，是在1926年初春。此次目的在于考察美国治国经验并宣传国民革命。其母校欧柏林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此行他为铭贤学校募集办学基金100余万美元。是年冬天，他离美回国，径飞广州，就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和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
孔祥熙第三次赴美，是在1932年4月。其时，他被任命为“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偕夫人宋霭龄出行，第一个目的地就是美国。在纽约、华盛顿等大城市不停地参加各种招待会，以特使身份同美国高层人物会晤、交流，还和在美国各界供职的欧柏林校友接触，结识了一些垄断资本家。当时中国正鼓吹“航空救国”，美国的飞机制造商也不失时机地向孔祥熙提供多种飞机的说明书及相关图表。孔祥熙还拜会了美国总统胡佛，进行了礼节性的交谈。此次美国之行，虽然没有签订购买军火等方面的协议，但对于密切中美关系、增进相互了解、争取美国日后对中国抗战的支援，还是有所裨益的。
孔祥熙第四次赴美，是在1937年6月。他作为“中华民国庆祝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率团于当年4月2日，从上海启程，乘意大利“维多利亚号”轮船赴欧。完成使命后，孔祥熙一行于6月19日乘“玛丽皇后号”轮船由德国径赴纽约。在登上美国国土以后，孔祥熙发表讲话说，此行目的有三：“一为向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财长摩根索致敬，感谢诸氏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支持合作；二为解决中国外债问题；三为考察美国经济及工业发展之情形。”随后，他接连与财政部长摩根索和国务卿赫尔会晤，通过他们从太平洋建设银行借到500万美元。6月29日，他拜谒罗斯福总统，着重介绍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罗斯福总统听后果然深表同情。7月6日，双方再作深入会晤、交谈。之后，罗斯福示意太平洋建设银行公司董事长琼斯“贷予中国1000万美元”，并举行签订仪式，用此款洽购美国的军事物资。而后，孔祥熙又以商务借款名义，向美国订购了一大批中国急需而又紧缺的物资――汽油。此外，孔祥熙还从美国进出口公司赊购了20辆火车头，价值7.5万美元，偿还期5年。孔祥熙访美期间，恰逢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9日，他再次与财政部长摩根索会谈。会谈后，双方向媒体发表共同宣言，宣布中美签订《金银交换协定》。协定规定，中国以白银购买美国一批黄金，储存于纽约以备急需，此举对于稳定中国战时币制起了积极作用。孔祥熙此次赴美之行，争取到美国对中国的支持援助，对于国家和民族八年抗战助益匪浅。就其个人而言也有收获：得到耶鲁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大片国土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国民政府面临收入骤减、支出剧增的困境。担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依靠美国这座“靠山”，在这非常时期，为了抗战，采取了诸如促进工业生产、推动农业生产、增加新税、举借内外债、实行《公库法》、实行田赋征实制度、实行消费品专卖政策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战时需要，有利于全民抗战。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孔祥熙曾数次拨款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和灾区进行支援和赈济。在武汉沦陷前，国共两党在武汉共同召开国防军事会议。在会议期间，孔祥熙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介绍中，得知大西北和八路军驻地晋东南灾情频仍、困难重重，当即慨然应允，拨款10万法币给予支援。为了防止有人从中作梗，他不通过国民党政府赈灾委员会，而是下令从陕西中央银行分行直接提取。他还亲自指派可靠人士韩天耀（海归派，祖籍山西阳曲县）执行此项使命，克服种种障碍送往陕北。其中5万元送到延安，另外5万元送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还有一次，孔祥熙应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要求，为山西的抗日游击队捐出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国民党给共产党赈灾，在国共合作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于1938年9月10日致孔祥熙感谢函中说：“边区瘠苦，难民伤员日增，此次蒙惠赈款，民困赖以稍苏，感纫无以……，尚祈时赐。”
孔祥熙第五次赴美，是在1944年6月。他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赴美参加“国防货币基金会议”和“橡树园会议”。在美期间，他还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私人全权代表”名义，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此次美国之行，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有三：一是索回美军在华军费垫款约2.3亿美元；二是购买价值3亿美元的黄金；三是争得世界第四强国地位和联合国的否决权。
孔祥熙第六次赴美，是在1947年秋天。此时68岁的他，已经预感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崩溃，于是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决定赴美定居。动身前，曾回过一趟家乡太谷，拜访邻里故旧，祭扫祖坟，处理家产。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蒋介石当然忘不了孔祥熙这位连襟。1950年4月，中华民国总统府聘请71岁的孔祥熙担任资政。孔祥熙虽远在美国，仍继续为台湾的改革和建设建言献策。1962年，在蒋介石多次邀请之下，83岁的孔祥熙偕宋霭龄返回台湾休养。除担任总统府资政以外，还担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
孔祥熙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赴美是在1966年。87岁的他由于“宿疾复发”赴美国医治，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于1967年8月16日在纽约与世长辞，享年88岁。蒋介石委派宋美龄全权代表，与蒋经国率5人护旗队从台湾飞美吊唁。葬礼在纽约凯泊尔殡仪馆举行，孔祥熙生前的中外好友100多人参加葬礼，其灵柩暂厝在菲斯克立夫墓园。
失去夫君的宋霭龄女士，在孤独寂寞中又度过了6年，终因罹患癌症逝世于哥伦比亚长老医院，终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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