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是中共党史上危害党与红军团结统一的最严重事件。在关系党和红军前途与命运的紧要关头，任弼时挺身而出，坚决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北上抗日路线，维护全党全军团结，同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推动党和红军实现集中统一，促进和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其中有个细节，就是贺龙关键时刻对张国焘的震慑作用。
1936年6月底，红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孜会合了。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很兴奋，不顾万里跋涉的劳顿，征尘未洗就忙着找战士、干部谈话，了解他们的情况和愿望，忙着找新建的当地政府了解民情和地形。
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也在为会师而激动着。
7月1日，朱德、张国焘等日夜兼程赶到甘孜会见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等二、六军团领导人。
之前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部队编制被重新调整，即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成立一个混编的指挥部，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刘伯承任总参谋长，最高司令部随主要由红四方面军组成的左路军行动。朱德和刘伯承就与毛泽东等人所在的右路军分手，一直随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一起行动。
当天晚上，朱老总将任弼时与贺龙留了下来，把从沙窝分兵以来张国焘反对中央，搞分裂的阴谋行径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并拿出一大沓文件：有政治局关于北上的决定，有中央严令张国焘北上的电报，有“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等等。
朱德忧心忡忡地说，看来，一场严重的斗争是不可避免了。
任弼时与贺龙都坚定地表示，要和朱德总司令站在一条战线上。
任弼时深深感到维护、促进红军的团结统一，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方面，任弼时有着明显的优势：一，他没有参与红一、四方面军之间的争论与斗争，是“局外人”，有利于从中进行调解与斡旋；二，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红二方面军的政委，在党和红军中都有重要职务，说话有权威，有分量。
翌日，召开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庆祝大会。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坐着张国焘、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
朱德总司令首先讲话。他庆祝两军的会师，同时也明确地说：西康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一切困难，到陕北同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任弼时也讲了话，特别强调：我们惟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
接下来，轮到张国焘讲话了。
张国焘刚要起身讲话，坐在旁边的贺龙就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结果，张国焘被吓坏了，硬是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
后来，贺龙说：“其实，我哪里会打他的黑枪，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嘛！”
中央红军在延安建立并巩固了根据地之后，南下期间损兵折将的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张被迫带领红四方面军和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1936年10月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后来，延安开会讨论张国焘的问题，贺龙心直口快：“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你张国焘是人变猴子，倒退了！”（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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