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人生，折射着共和国的历史。从他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开始，他的命运，就和共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差点被母亲送人的孩子
62岁的陈小鲁还记得父母讲的关于自己出生时的故事。母亲在怀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两个哥哥。父母一心希望生个女孩，结果他又是个男孩。原贵州省委书记周林的夫人，当时是军部负责家属工作的助理员，来探望刚生产完的母亲和他。看到他包着被单被放在屋门口，就问母亲：“这孩子怎么放门口啊？”母亲说：“这孩子我不要了，你们谁要谁抱走。”陈阿姨数落了母亲一通，把他抱回了屋里。
这个差点被母亲送人的孩子，却成了父母最疼爱的孩子。到他长成20多岁高高大大的男子汉，父母对他最经常的称呼还是“小羊”——因为他是吃羊奶长大的。
父亲给他起名小鲁，一个是取自孔子那句有名的“登东山而小鲁”，另一个则蕴含着全取山东的雄心。陈毅当时是山东野战军司令员。
8岁时，陈小鲁跟着父母迁到北京。10岁时，他每天自己乘公共汽车上下学。学生时代的他没戴过手表，总是穿着两个哥哥穿剩的旧衣裳，直到成了高中生也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国家决定废除高考。老师在班里宣布这个消息，陈小鲁和同学一起欢呼，笑着跳着把课本扔上了房顶。40多年后，他为当年自己的这个举动笑了又笑。
“准备永远不回这个家”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知道陈小鲁这个名字的。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他是红卫兵的代表人物。他以北京八中红卫兵的名义，发布过“解散民主党派”的通令。他组织的西城区纠察队，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反动组织”。可直到40多年后，我第一次和他面对面，才知道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红卫兵。
不过他还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而他内心的矛盾和迷惘，却随着“革命”的深入，一天天强烈起来。一批又一批老干部被打倒，这里有许多他熟悉的叔叔伯伯。到了1967年2月，包括陈毅在内的老帅们，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批评“文革”中的一些现象，不久被定性为“二月逆流”。从此，陈小鲁淡出运动，改名叫陈卫东，到北京的718厂去劳动。
关于他的种种流言，却没有随着他的淡出而止息，反而愈传愈烈愈传愈广。中央文革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希望从中找出整陈毅的证据，不过没有找到。这时，周恩来总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
1968年4月14日的晚上，周总理把他叫到西花厅，对他说：“这样对你和你父亲都有好处。希望你表现好一些，干好了，可以入伍。否则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总理告诉他：不要把自己的去向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来接他走。母亲又掉泪了。父亲对他说：“我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的问题就看中央了。不论打倒不打倒，你都要准备永远不能再回这个家，永远见不到我们。”身处于政治的旋涡之中，大家都无法预知彼此的命运，虽是生离，犹如诀别。
两年花了16元
部队生活，对在城市长大、从校园里走出的陈小鲁，真正是个锻炼。这个部队农场是个水稻生产基地，方圆30里内没有人烟。这里的水，因为含有过多的碱，味道是苦涩的。平时连队最好的菜就是海蛎子炒鸡蛋。陈小鲁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一样出操、训练、下田、做班务，干得比一些老战士还努力。他常常累得晚上上床后，翻身都困难。
转眼陈小鲁来到部队已近两年。两年间他都被评为五好战士。可他仍然不在编制。部队既没有他的津贴费，也没有他的口粮。刚到时发的一套军装，早就穿破了。离家时他带了100元钱，两年来用了16元，花在买牙膏肥皂上。连里把这种情况向团里做了反映，团政治部主任找陈小鲁专门谈了一次话：“这是我们工作做得不细，我们没想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决定从团里补助你200块钱。”还给陈小鲁发了一套新军装。1970年3月8日，陈小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被正式批准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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