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在中国东北窃取庞大利权，而且一度伸展它的魔爪及于朝鲜。当时朝鲜的君臣也颇想“以夷制夷”，引进俄国来抵制日本，任命了一个俄国人阿来克西埃夫充任总税务司，又聘请若干俄国人担任朝鲜军队教官，管理朝鲜兵工厂，甚至在朝鲜财政部里面也设了俄国顾问。
不过，日本很警觉。它花了几个月工走，使用外交手段把俄国收买。日、俄两国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4月，签订了一件《东京协定》，互相承认彼此在朝鲜与中国东北的“商业利益”。于是，所有俄国人在朝鲜担任总税务司、教官与顾问的，都撤离了朝鲜。
倒霉的，仍是朝鲜与中国。弱者不自己发奋图强，只知依赖他人，结果总是一死。
在甲午之战以后、庚子以前的几个年头，中国国运之艰史无前例。“睡狮”在列强的心目中已是奄奄一息的“东亚病夫”，静待送终、分尸。
清廷于订立《中俄密约》及与此密约相连带的《华俄道胜银行合同》和《中东铁路合同》以后，似乎也深悔引狼人室，惴惴于东北即将为俄国所吞噬，于是想出了再引一狼，以敌此狼的办法。办法是赶紧请英国助筑一条由山海关外四十英里地点的中后所到达新民府与营口的铁路。
经过多次接洽与波折，清廷的国有铁路公司与汇丰银行在光绪二十四年阳历lo月l0日立约，借款二百三十万英镑，九折实收，年利百分之四点五，以所筑铁路及其他铁路之资材收入为担保，到期如本利欠付，当由中国政府负责偿还。
结果是，俄国直接与英国交涉，在次年4月28日，和英国签订了一个《圣彼得堡协定》，互相承认势力范围：英国允诺不向中国索取长城以北的铁路建筑权，或妨碍俄国的其他“要求与权益”，俄国也允诺不向中国索取长江流域各省的铁路建筑权或英国的其他“要求与权益”。
这个《英俄圣彼得堡协定》，可说是日、俄《东京协定》的翻版，同时也是有关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的一项重要文献。
孙中山在“中国存亡问题”中说，和英国作朋友是最危险的事，与其和英国作朋友，不如和英国作敌人。英国无法牺牲其敌人的利益，而很有办法于必要时大慷朋友之慨。
我们不能怪英国之如此卖友媚敌、合伙分赃，只能怪清廷之一再瞎了眼，先请英国在东北抵制俄国，其后又请英国在山东抵制德国。
德国自从威廉第二即位以来，极想在远东插足。它参加俄、法两国的干涉还辽，存心不良。在获得了对华借款的权利以后仍不满足，而处心积虑派专家到中国沿岸选择港口，在事实上把胶州湾测量得详详细细，然后静待机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八，山东境内的土匪在曹州府钜野县的乡村打家劫舍，杀了不少老百姓，也杀了在当地传教的两个教士。威廉第二接到报告，认为机会已到。
戚廉第二电令在远东的三艘兵船，立即向腔州湾移动，同时派遣胞弟亨利亲王率领一批舰队，陆续开往远东，向胶州湾集中。
守胶州湾的章高元，在十月二十日这一天大叉麻雀(麻将)，接到德国三艘兵船的带兵官棣德黎的一封信懒得拆，等到麻雀叉完才知道这封信是哀的美敦节，限他于四十八小时内退出胶州湾。
他出去一看，胶州城内已经进了若干德国兵(全军共有六百)。于是，他“单刀赴会”，走上德国的兵舰，找棣德黎“讲理”，棣德黎留他在船上作为俘虏。
山东巡抚李秉衡向清廷撤告，主张赶紧增募四营新兵，会同胶州湾已有的四营，对德军作战。清廷主张慎重，理由倒也充分：“新募之营乌合，适启(德国)戒心，毋庸招募。此事已饬总署与之理论，再定进止。”
总署(总理衙门)这时的负责人是奕訢。李鸿章从欧美漫游归来，未能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任(巳由王文韶接替)，这时被派在总理衙门“行走”(为总理衙门的若干大臣之一)。
李鸿章向奕訢建议，请俄国向德国调停。德国于是先发制人，向俄国承诺赞成俄国以“中国北部”与朝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并且允许俄国于德占胶州湾以后，仍可将俄国兵船开入胶州湾停泊。
俄国的回答是，德国不妨将中国沿海更南的一处地方租为军港。德国对于金门岛，本来也有兴趣。俄国同时却暗示日本。对德国的企图密切注意。(为了暂时讨好日本，俄国又特地将兵船从旅顺撤走，退至海参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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