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享誉世界的“补品”，并非人参、燕窝、鲨鱼翅，而是流行坊间的“粥”。粥，为什么这样负盛名呢?从配料、到做法，既不昂贵，也不神秘;关键是，那只粥碗里盛满了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和人生态度。粥，既是中国的“招牌饮食”，也是享誉世界的“第一补品”。说起粥的来历可有年头儿了，《周书》里说：“黄帝始烹谷为粥”，《本草纲目》也为它的药用价值存照：“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良。”
作家兼画家——丰子恺笔下的“粥趣”
清代褚人获的《坚瓠集》里有两首《长寿诗》，粥作为养生之道被人推崇，其中之一写道：“少饮酒，多啜粥;多茹菜，少食肉;少开口，多闭目;多梳头，少沐浴;少群居，多独宿;多收书，少积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少干禄;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没。”
这则长寿秘诀无疑是韬养之术的翻版，中国人笃信清淡、内敛、寡欲的老庄哲学;而平民化的粥被赋予了中庸、隐忍的文化色彩。当然，粥的功用首先是果腹，其次才谈到养生。文人怎会不知道“人间惟有读书好，世上无如吃饭难”?粥是“碗里的贫民”，比叫花子略好，同大官人却有霄壤之别。汤剂草药是医生，燕窝参羹是名补，谷米杂糅的粥往哪里摆?不过是文人敝帚自珍，为自己的生活寻找一个文雅的借口而已。
遍布中国民间的“粥铺”
遍布中国民间的“粥铺”
曹雪芹家道中落，老来丧子，在北京西郊过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苦日子。好友敦诚说他是“举家食粥”，在他的眼里，这已经是值得怜悯的悲惨境遇了，昔日的官宦子弟混到这一步，也算穷到头儿了。话说回来，曹雪芹毕竟还有粥可食，他还掌握着活命的底限。与曹雪芹大异其趣的郑燮就把粥夸成了一朵花，在他看来，熬粥、啜粥皆是人生一乐，在山东范县作知县时，他曾写信给胞弟郑墨谈论过这个话题：“要须制碓、制磨、制筛罗簸箕、制大小扫帚、制升斗斛。家中妇女，率诸婢妾，皆令习舂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姜酱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
郑燮“嗟乎!嗟乎!”地赞叹着，犹如虔诚的基督徒感激上帝赐饭，其实，这是中国文人通常容易犯的毛病，身在宦海，向往田园，好像扶犁躬耕是一件其乐无穷的事情。真地如此吗?显然是文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呓语，他们永远体会不到农夫的艰难，这不是一碗粥的问题，而是两个彼此陌生的阶层实在难以置换地位。
郑板桥先生，一辈子爱喝粥
说诸葛亮“躬耕垄亩”，是吗?刘备三顾茅庐他都不在家，羽扇纶巾，跑到外地云游去了。家里的稻田菜地呢?谁爱种谁种。陶渊明41岁便辞官归隐，他种地了吗?不知道，他在给五个儿子的家书中说：“(吾)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至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书生就是书生，即使偶然下地，也是“玩票”，他们想的是“羲皇上人”的生活，与汗滴禾下土的职业性差着十万八千里呢!文人标榜的田园是一厢情愿的虚构，也是他们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境界。这点念头至多属于“诗意的栖居”，心一动、嘴一动就有了，当真有谁丢了笔杆子去握锄把子?少极了。
尽管文人雅士张嘴闭嘴骂钱财，其实，诗情画意多是依靠大把的银子“养出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根本就腾不出笔墨纸砚的位子，也不容你直起腰身、独立思考的工夫。田园只“寄存”诗情，“寄生”诗人;诗人与诗情却不能终生寄于田园篱下，除非万不得已。恐怕，郑燮那碗热粥也煮成了这种“说得却做不得”的滋味。
中国文人的本事就是找话茬儿，稀松平常的事总能抻出一缕丝来，即使再勉强也要和修身、立世搭上关系。粥，反映出中国文化阶层对贫穷极其矛盾的心态。他们根本就不待见贫穷，却近乎病态地吹捧贫穷所带来的精神享受。
孔子是无意之中把这种品格固定在儒家典籍里的。《论语》学他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吃粗粮，喝冷水，睡觉枕着胳膊，惨到这个份儿上还觉得挺美。
梁实秋嘲笑说：“大雪纷纷落，我住柴禾垛，看你穷人怎么过!”穷人背后还有穷人，总有解释穷困的开心果。颜回就是这种人，他一直是孔子的颂扬“大贤”：“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改其乐。”
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偶像规定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装扮：布衣菜根，青灯黄卷。有钱，却不能入诗;没钱，则正好骂娘。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想别的办法;韩愈撰写了一回《送穷文》，最终还是把“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等“五鬼”请到了上座。真穷也好，装穷也好，这是文人躲避不及而又津津乐道文化宿命。粥，正是绝佳的借口，谁都玩得起，谁都有话说，甚至把它作为美德，馈赠给子孙。清人朱柏庐的传家格言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农社会的幸福，就盛在那一碗稀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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