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可是鼎鼎大名。自古就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说法。它与湖北武昌的黄鹤楼、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尤其是北宋庆历五年(1045 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了一篇《岳阳楼记》，不知是文以人贵，还是楼以人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句子，居然穿越千年云烟，深深地铭刻在历史的天空中。岳阳楼，也身价百倍，承载起更多“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文道义。说岳阳楼是名楼之首，一点也不过分。湖南，乃至岳阳，漫说八百里洞庭、浩淼的长江，有一座岳阳楼立在那里，便足以傲视天下。
洞庭湖边，金碧辉煌的岳阳楼
翻翻岳阳楼的家谱，的确有年头儿了，早在东汉末期，东吴重臣鲁肃就开始在洞庭湖边训练水军，修造检阅楼。两晋南北朝时，岳阳楼改称“巴陵城楼”，捱到唐代，又更名为“南楼”。北宋时期，才有了“岳阳楼”这个正式称谓。
如今，岳阳楼依旧矗立在洞庭湖边，游人登楼远眺，一定记得范仲淹，一定会想起《岳阳楼记》。殊不知，此楼非彼楼，范仲淹先生写文章吹捧的那座岳阳楼，其实早就面目全非了。现在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是有尺寸的，1984年，岳阳人严格按照“修旧如旧”的圭臬，根据清光绪六年的形制，重新“复制”。那么，光绪年间的岳阳楼就是原汁原味的吗?当然不是!现在，人们眼前这座美仑美奂的古建筑，仍属于“萧规曹随”，顺着历史长河上溯，至少曾经出现过五座辈分不同的“岳阳楼”。
且不说鲁肃那会儿的阅兵楼，也不说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巴陵城楼”。风云漫卷，踪迹杳然，谁还有本事复原毫无根据的前朝旧事哩?有确切记载的，尚可透过文字粗略的描述，还原当年的岳阳楼。
唐开元三年，也就是716年，中书令张说出任岳州刺史，常与才士登岳阳楼。他是一位既能作官，又能作诗的人物，自己歌咏岳阳楼的作品，自然可以堂而皇之地陈列在岳阳楼四壁上。张说曾亲自编辑《岳阳集》，还在岳阳楼的北面，百十步的地方，修了一座“燕公楼”。可见，此公对岳阳楼的偏爱。
宋代就崩提了，那位谪守巴陵郡的倒霉蛋儿——滕子京，靠上了范仲淹这棵大树。范先生一篇文章，居然成就了滕大人的千秋万岁名。“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长江万古流。”滕子京很幸运，他重修了岳阳楼，也跟这座江南名胜死死地绑在了一起。当然，唐宋两代的建筑样式都不一样，你有你的风格，我有我的滋味。到了元明清三朝，也是如此。
元朝至元年间，大约在1264年至1294年，岳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李应春重修岳阳楼。明成化七年，也就是1471年冬天，岳州知府吴节耗时一年，再次重修。此后的岳州知府梅淳，还搜集整理了《岳阳记胜汇编》。明万历十三年，即1585年，《三才图绘》里记载说：“岳阳楼，其制三层，四面突轩，状如十字，面各二溜水。今制，架楼二层，高四丈五尺。”这个活图纸，已经把16世纪的岳阳楼展示给后世子孙了。
谁也无法保证铁打的江山，千秋万代;砖石木瓦的亭台楼阁，也绝非金刚不坏之身，它们总会撞上天灾人祸，总有土崩瓦解那一天。其实，岳阳楼已经死了好多次了，每次从原址站起来，都会脱胎换骨。清朝第一次重修，还是源于战火。明崇祯十一年(1639年)，在熊熊烈火中纷然倒地，第二年，重修。可惜，好景不长，到了清顺治三年，也就是1646年秋天，南明和满人在岳州打开了“拉锯战”，最后倒霉的还是当地人。最令人痛心的是，岳阳楼又毁了。1650年，岳州知府李若星迫不及待地重修岳阳楼。干嘛那么着急呢?要知道，岳阳楼已经不是一座简单的老房子;而是储藏了中国文人士大夫太多的政治理想。谁也不想这座象征意义极强的千古名楼毁在自己手上，谁也不敢有丝毫怠慢，更不愿在它身上担负骂名。
清廷曾多次修缮岳阳楼。最近的一次大手术，始于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当地官员张德容大兴土木，将岳阳楼原址内迁了六丈多。岳阳楼的艺术风貌和建筑特色基本固定下来了，这就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最年轻的岳阳楼：主楼高19.42米，进深14.54米，宽17.42米，上下三层，四柱环绕，飞檐、盔顶，楼中，四根珍奇的楠木金柱直贯楼顶。凡游览过岳阳楼景区的人，一定不会放过其中桶铸的“五大名楼”。洞庭风凉，明月千里，五座岳阳楼，终于穿越漫长的时空，袒露出自己的“前身后世”。它裹挟着缥缈的历史云烟，等待天下的有缘人，细细地观瞻，柔柔地揣摩，深深地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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