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2221年前，也就是公元前221年，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秦王政继承其父、祖之功业，仅用10年时间，次第翦灭了关东之韩、魏、楚、赵、燕、齐等六国，建立了空前的统一大帝国，并更名号，自称“始皇帝”，在广大的统治区域内推行郡县制，并实施统一文字、车轨与度量衡的政策，确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由此开创了我国历史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自西汉前期起，二千余年来诸多史家批评秦始皇是“暴君”，如西汉文帝时之贾谊就曾在著名的《过秦论》一文中指斥秦始皇“以暴虐为天下始”;但在论及他统一天下之举时，却用了“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之类有着明显赞扬色彩的文字。及至明代后期的思想家李贽，甚至据此称颂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封建时代的史家均普遍肯定他的这一功绩。当代史学界从历史科学的高度作出了更为深刻全面的积极评价。看来，古今史学界均认为秦始皇扫平群雄，统一华夏，顺应了历史潮流，推进了社会发展，是彪炳史册的千秋功业。当然古今史学家对秦国何以能雄起于六国之上，完成统一大业的原因也作出了论断，但多是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分析，较流行的看法是秦国政治改革比较彻底，商鞅虽死，其法未败，以及秦国军事力量强大，兵锋锐利，所谓“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 [1]等等 ，不一而足。对地理 环境在战国末年统一进程中的作用则很少论及;即使有所涉及，也十分简略[2]。实际上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历史话剧得以上演的舞台。古今中外任何人 类活动，不论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之中萌生发展，并受到相应的影响制约。当然我们应防止重陷“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淖，但我们也不应走向另一极端，对地理环境加于人类社会发展方面的影响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进行深入如实的论述。本文即拟就这个问题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析，并就正于各位专家;同时还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身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家阐幽发微，从而推进这一涉及“人地关系”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能有新的发展。
一
要讨论秦国之地理环境条件在统一大业中的作用，当然得先对秦国之疆域范围有明确的认识。秦国原是僻处今陇西一带之西方小国，初建都于西犬丘，即今甘肃天水市西南礼县境内。以后随着国力的壮大，逐步东迁。西周末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雒邑有功，始被封为诸侯，并徙都于汧，即今陕西陇县东南，势力进入今关中西部。秦献公二年(前383)又迁都至今关中中部之栎阳。至其子孝公继位，用卫人商鞅实行变法，国力更形强大，遂成战国七雄之一。孝公十二年(前350)徙都咸阳 [3]，自此开始了与东方六国互争雄长 ，最终建立秦帝国征程。其间曾先后北伐义渠，南灭蜀、巴、宛、郢，东向夺取了河东、太原、上党及函谷关外之周国旧地。至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时，秦国疆域已北抵秦昭襄王所建长城(由今甘肃临洮经陕北吴旗、靖边、神木等县，至内蒙古准格尔旗之十二连城)，南包巴、蜀，东逾函谷关。也就是占有黄土高原与四川盆地两个地理单元之大部及其东缘部分区域。应该说，这一国土范围，地域广阔，形势险固，而且地理环境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宜农宜林宜牧，对秦国之统一大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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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于秦国在统一前占有的国土相对于其他六国所具有之优越性，两汉时之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与班固均分别做出了一致的论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也写道：“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两相比较，司马迁所称“关中之地”显然有误，班固所称之“秦地”则符合实际。从行文上看，司马迁在对“关中之地”进行总的评价前，在先述及关中之后，接着又述及了巴蜀，之后又述及了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实则已笼盖了“秦地”，所以也只是笔误而已。两位大史学家结论实际上是一致的。 如前所述，《史记》、《汉书》两部权威性著作做出的一致结论，充分显示了秦国在经济上已对东方六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这对秦始皇的最后统一之举显然具有重要作用。古人早已识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要进行长期的征战，并最终取得战胜六国的胜利是肯定不可能的。而秦国之所以能达至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既得益于商鞅变法改革及各项发展生产的举措获得的成功，应该说也得益于秦地自然环境之优越。这些优越性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土壤肥沃，北、南两“天府”为秦国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地形平坦，水源充沛，土地肥沃，宜于耕作，所以战国时皆被策士们赞誉为“天府” [4]。特别是先后修建了都江堰、郑国渠两大水利灌溉工 程后，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关于都江堰，正如《史记·河渠书》所言，“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关于郑国渠，上文更说到“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将郑国渠建成后的作用直接与“卒并诸侯”之统一大业相联系，足见对该项工程评价之高;但这两大农业区对秦国之统一事业发挥了重大作用，却也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2.天水、陇西、北地、上郡所处之黄土高原及四川盆地西部邛、筰山区，山原广阔，水草丰美，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秦国王室之先祖非子居西犬丘时即以“好马及畜，善养息之”而为西周孝王所看重，后受命于关中西汧渭之间主管畜养马匹，并使“马大蕃息 ” [5]。可见秦王室本善畜牧，对畜牧业自很看重。秦始皇时乌氏县(在今宁夏固原县南)的大畜牧主乌氏倮，畜养的马牛多到以山谷计量，他因此受到格外优待，位比封 [6]。秦国之国土范围内既有辽阔 肥美宜于畜牧的草原，加上秦王室的重视奖励，秦国畜牧业之发达自在六国之上。这样就能源源不断地为秦军提供进行车战与马战的畜力，大为增强军队的机动性与攻击力。这也当是秦国在统一战争中锐不可当，能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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