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千百年来在民间广为传播，在戏曲舞台上久演不衰，“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祝福令每一位观众在心生共鸣的同时也为这一对痴男怨女深感欣慰。其实，张生与崔莺莺并非虚构的人物，张生的原型就是与唐代著名诗人自居易齐名的元稹，而崔莺莺则是他有记载的初恋情人。实际上，元稹并没有像张生那样对崔莺莺一往情深、矢志不渝，崔莺莺也并非他唯一的心上人。
崔莺莺的初恋确实如《西厢记》中所言，发生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市)普救寺，只不过她的初恋情人不是张生，而是她的远房表哥元稹。
公元800年，22岁的元稹正在普救寺温习功课，准备进京应试。这时，他的远房姨妈郑氏为了躲避兵乱，携带家人、婢女来到了寺中。元稹因认识镇守蒲州的将领白马将军杜确，从而保护郑氏一家没有受到乱军的骚扰侵害。郑氏非常感激，便设宴款待元稹，就在这次宴会上，元稹爱上了崔莺莺，并发生了后来《会真记》所记述的那一段风花雪月的情事。
自居易曾称赞元稹“仪形美丈夫”君颜贵茂不清赢”，大意是长得颇有阳刚之气，是个美男子。然元稹不仅秀外，而且慧中。他15岁已登明经科。21岁便在河中府任小吏，如果能顺利通过吏部考试，就可以人仕做官了。
对于这样一个玉树临风、风流潇洒，又有能力保护他们，同时前途又不可限量的远房外甥，郑氏显然是越看越喜欢，于是便让宝贝女儿崔莺莺出来拜见远房表兄，以谢救命之恩。但崔莺莺推说身体不舒服，不愿见。郑氏很生气地说：“要不是表兄的保护，你就被掳走了，还避什么嫌!”又过了很久，崔莺莺才勉强出来相见，却“常服睟容，不加新饰”，但仍然“颜色艳异，光辉动人”，震惊了元稹，使得他一连几天“行忘止，食忘饱”。
其实，崔莺莺对元稹也是一见钟情，但她毕竟是个女子，尽管心中已经星火燎原，表面却寒冷如冰。元稹早就读懂了莺莺的心思，于是，展开了猛烈的爱情攻势，而莺莺身边的婢女红娘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春情满怀的莺莺再也把持不住，与逾墙而至的元稹在月色朦胧的西厢之内完成了人生的一次重大洗礼。
一旦追到手，屋顶的红宝石便不再高傲，窗前的明月光也不再神秘，长时间的卿卿我我、亲密接触之后，距离产生美的反面效应开始起作用了，红宝石渐渐成了手背上的朱砂痣，明月光也慢慢沦为了嘴巴边的白饭粒。
就在元稹心中的爱情之火不再那么灼热时，进京应试的日子到了，他离开莺莺奔赴长安，虽然是“碧云天，黄花地”的一片萧瑟秋景，可元稹心中得以解脱的感觉却远远超过了恋人间的离愁别绪。
元稹与崔莺莺的情事以浪漫始，却没有以浪漫终，这一段缠绵悱侧的美好初恋，最终却付与了普救寺的断壁残垣。
后来，元稹娶了当时京兆尹韦夏卿的女儿韦蕙丛为妻，如果元稹的情感生活到此为止，后人就不会怀疑他和莺莺爱情的真实性，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斥责他。但事实是，在元稹以后的感情生活中又出现了两位女子，即当时的才女薛涛和续弦裴淑。所以，人们开始对元稹和崔莺莺的爱情产生了怀疑。
有人认为。尽管元稹抛弃了崔莺莺，但他和崔莺莺之间的爱情却是真实的。因为从当时的社会现象和元稹的身世看，元稹抛弃崔莺莺确实有值得原谅的地方。唐代，门第观念严重，娶五姓女、登进士第、领清要职是当时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三大愿望。而莺莺虽然家境殷实，但社会地位并不高，对于元稹的仕途理想而言，这样的婚姻没有好处，与时任京兆尹的韦家比较而言，就更是如此。他们认为元稹是一个情痴，是一个为情而歌哭悲戚的人，他对每一个相遇的女子都付出了真情，更何况是初恋情人。
也有人认为，元稹与莺莺之间不是真实的爱情，元稹抛弃莺莺不能推诿于当时的社会门第和婚姻观念，而是元稹为了自己的私利，“忍情”抛弃对方。对元稹生平唯一所作的传奇《会真记》，陈寅恪先生指出：“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而在唐代语境中，“真”或“仙”不仅指美貌女子，而且语含轻佻，甚至“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竞有以之目倡妓者”。由此可见，元稹将此传奇取名《会真记》包含着何等用心——在他的心目中，崔莺莺不过是他遇见的一个“真”或“仙”，一个妖孽般的尤物。而“会真”，不过一次艳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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