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一种特殊商品,因人类商业活动的兴起而产生,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小而言之,它是自然人的财富体现;大而言之,它是政治实体的主权象征。自从殷商铸铜贝、北宋造交子,古往今来,无数政权制造发行了无数货币,或在自己的地盘内强制流通使用,借以发展经济,稳定政局;或渗透到敌方境内,蓄意破坏、摧毁其金融系统,推翻、颠覆其统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然也不例外,苏区时期,他们一面拿起真刀真枪,打游击、反“围剿”;一面仿制白区通用货币,印制发行自己的苏维埃币,驱逐、消灭恶币劣币、土钞杂钞,从两条战线与国民党展开较量,为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一种特殊的作用。
工字银元奠基石,东固纸币开先河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两支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为了解决日益困难的部队给养和行政开支,他们在上井村创办了首家红军造币厂,模仿墨西哥鹰洋1895年和1908年版式,出炉了红色政权首批金属货币。并取“工农苏维埃”之意,在币面隐蔽位置加凿了一个“工”字标记,因而被统称为“工字银元”。紧接着,吉安县东固平民银行采用自产松烟油墨、蜡纸刻版,也成功地开印了苏区第一张纸质货币铜元票。
1929年1月,由于井冈山根据地失守,红军造币厂被国民党捣毁,停止生产运转。该厂从开业到歇业,历时仅8个多月,使用了1000多斤银器,铸造了1万多枚工字银元,为红色政权货币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1930年10月,毛泽东、朱德率部离开井冈山,一路转战攻克白色堡垒吉安城,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入赣“围剿”,企图速战速决,永绝后患。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当机立断,下令“立即动手出票子”,加紧筹集战备物资,并把缴获的两台石印机转运到东固印刷厂,东固纸币由此实现了从油印、木印到石印的“三级跳”。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东固平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江西工农银行,利用缴获的40万张面值一角的国民党吉安临时辅助纸币券,改造成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投放市场,先后筹集到了200万元经费支援红军第一次反“围剿”。
1931年5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把兴国县造币厂升格为省级造币厂,批量铸造“大洋头”、“小洋头”和“老鹰头”银元。同年7月又向江西工农银行划拨5万元补充基金,大力印刷发行铜元券,回收销毁暂借发行券。这批苏区早期货币虽然印制简陋,外观粗糙,但因质纯量足信誉好,深受苏区内外群众、商贩的欢迎,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财力保障。
九大苏区尽其能,四大货币畅其流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赣南瑞金宣告成立。东固印刷厂与兴国印刷厂、东固造币厂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江西工农银行与闽西银行相继合并,分别组建成立了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和国家银行,开始着手印制发行自己的苏维埃国家货币。
然而万事开头难。由于国民党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印刷纸币所需的纸张、油墨等材料无法进入中央苏区,票样影制铜版也在从上海运回瑞金的途中被敌人截获,迟迟未能如期投入生产。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通权达变,带领造纸工人采集当地特有的植物纤维作纸浆原料,再掺入适量细羊毛,经过无数次破坏性试验,终于成功地造出了质地细密柔韧、具有防伪性能的钞票纸。随后,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发动龙岩、漳州战役,通过厦门地下党组织采购到了一批油墨。中央印刷厂的技术人员也因难见巧,利用江西工农银行原有的印刷铜版,剪贴改造成了国币印刷铜版。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批国家纸质货币正式开机付印,当年印刷发行面额为5分、1角、2角和1元的纸币共计65.6175万元,次年又增印了面额5角的纸币。到1934年10月为止,中央印刷厂印刷5种面额、8个版别的纸币达800万元。
相对而言,铸造金属货币的过程更为简单,中央造币厂利用现成的原料、设备和技术,很快就铸造出了面额为2角、1元的银币和5分、1分的铜币。但是弊端也很明显,刚开始,他们依靠一百多斤重的花岗岩石碓人工冲压成型,不仅力度不够、着力点不均匀,效率低下,而且还把石碓给砸坏了。后来改用二三百斤重的生铁碓,结果只用了个把月又报废了,不得不停产。直到1932年3月,红十二军攻克福建上杭,缴获了一套新式铸币机器和钢模,次年8月,红三军团与红七军团协同作战,又在福建沙县缴获了一台冲床,中央造币厂才得以恢复生产,并实现了铸币机械化,产量和质量大幅提升,日产金属货币超万枚。
与此同时,其他八大苏区也各尽所能,就地取材,或自己设计、或改制、或仿制,印制发行了大量银币、铜币、纸币和布币。针对苏区境内纸张和金属材料匮乏的现状,1931年5月,鄂豫皖苏区收集、熔化废弹壳,铸造发行了红色政权最早的铜币,并以布代纸,在白布上刷桐油印制“油布票”。为了解决因纸质粗糙上色难的难题,增强票面图案的鲜艳感和清晰度,改善防伪反假性能,闽浙赣苏区率先采用复杂的纸币套色印刷技术,并独创性地在每一张纸币上加盖了半枚骑缝章。为了稳定纸币币值,消除群众的后顾之忧,提高红色货币的信誉,湘赣苏区采取限量印刷发行银币券的措施,建立严格的兑换制度,规定面额相同的纸币与银币等值,因携带方便,倍受活跃于红、白区域间的行商走客青睐。1933年10月,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攻占达县,完整地缴获、接管了四川军阀刘存厚的造币厂,其规模之大、设备之齐全、技术力量之雄厚,堪称苏区之最。
弄虚作假比高低,明争暗斗决雄雌
苏区货币畅通无阻,白区货币遭到抵制、驱逐,国民党岂肯善罢甘休!蒋介石采取“以军事为依托,政治、经济齐头并进”的策略,对苏区实行所谓的“致命性清剿”,叫嚣要“极尽全力扰乱苏维埃经济、破坏苏区金融秩序,使共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使其不攻自乱,一举而歼之”。
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先后派遣铸币专家,潜入中央苏区的南大门会昌县筠门岭,指使当地土匪采用红铜镀银的办法铸造劣质假银币;派遣特别行动小组,潜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驻地瑞金县叶坪村,刺探苏区货币的生产工艺流程,设立假钞印刷秘密基地。一时之间,市场上假币伪钞泛滥成灾,造成物价飞涨、币值急跌、信用大损。敌特分子趁机暗中煽风点火,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抛出纸币兑换现洋,逐渐酿成了一股挤兑狂潮,几乎要把国库掏空。经此一劫,白区商人心有余悸,拒绝接受苏区铸造的银币,苏区对外贸易遭受重创。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关于代理兑换国家货币,惩治破坏苏区经济、扰乱金融市场等行为的法规条令,向苏区群众广为宣传国家货币的性质、介绍识别真假货币的办法,并责令国家政治保卫局组建假币侦破组,深入基层明察暗访、穷源究委,重拳出击,彻底端掉了国民党安插在苏区心脏的假币制造窝点,镇压了一批制造、输入假币,故意哄抬现洋、压低苏区货币的反动分子,查处了一批倒卖、偷运、大量私藏苏区货币的投机分子,以及挤兑现洋、拒用苏区货币的顽固分子,堵死了假币制造的源头和流通渠道。
此外,国家外贸局通过白区开明商人,从上海购进了一台“老鹰头”铸币机和一批钢模用材,中央造币厂放弃铸造只能在苏区境内流通的1元银币,重点改铸白区通行的“老鹰头”银洋,对外贸易又开始节节攀升,苏区经济日益好转,金融秩序渐趋稳定。
但是,随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的扩大,终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一年后抵达陕北,成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签订和谈协定,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每月提供63万元法币作经费,苏维埃货币至此完全停止发行流通,但两党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金融斗争,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终止财政拨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边区政府被迫奋起反击,发行边币,驱逐法币,赢得了独立的货币发行与金融贸易政策制订主导权。待到抗战结束、内战爆发,中共先声夺人,掌握了货币兑换主动权,压缩法币的流通范围,压低法币与解放区货币的比价,把法币币值压落谷底。然后又趁热打铁,派遣红色金融专家打入国民党金融决策层,诱导发行与民争利的金圆券,致使国统区财政金融体系彻底崩溃,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
都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货币有一半的功劳,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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