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29日,清晨的北平刚刚下过一场小雪,整个古都平添了几分寒意。大街上萧瑟清冷,过往路人无不行色匆匆。忽然一阵“嗒嗒嗒”的马蹄声响起,两名日本军官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扬地驰来。在他们身后大约一箭之地,远远地有几名警卫跟随,神情十分轻松。
正在此时,突然从巷子拐角处冲出两名骑自行车的彪形大汉,加速超过两名日本军官。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这两人猛然跳下车,横倒的自行车顿时阻住了狭窄的道路。两名军官见势不妙,还未来得及作出反应,只听“啪”、“啪”四五声枪响,便被撂倒在地。巷口“巡警阁子”(相当于派出所)的伪警察闻声欲来救援,一名大汉甩手就是两枪,几个警察吓得不敢迎战,乖乖地退了回去。这两人对视一笑,随即敏捷地消失在巷子深处。等到警笛大作,日伪军、警、宪、特赶到时,只看到满地血污中躺卧着两名奄奄一息的日本军人,刺客早已不知去向。
很快,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在北平城不胫而走:日本天皇特使遇刺,一死一伤!
特使大有来头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太原、济南等华北大城市相继沦陷,但中国人民的反抗一刻也没有停止。日本朝野一片惊呼,无法理解已经被占领3年的中国华北地区,竟然一直不得“安宁”。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峻备受指责,连忙向裕仁天皇上奏折,为自己辩解,声称所遭受的进攻只是临时性的事件,华北局面已经安定,中国人已经“臣服”,并请天皇派员到华北视察。为此,日本天皇派出高月保中佐、乘兼悦郎中佐为特使,来北平进行宣抚。
此二人可谓大有来头!他们不仅都是日本贵族院成员,而且是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军官。其中,高月保中佐拥有男爵头衔,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3期,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副课长,是日军苏联问题专家之一。在校期间,高月保用功勤勉,毕业时在该期学员中名列优等第一,获得天皇颁赐的银表奖励。毕业后高月保被陆军省保荐进入陆军大学学习,主攻对苏战略。从陆大毕业后,高月保分配到欧洲,担任日本驻拉脱维亚使馆少佐武官,多次向日本高层提供关于苏联的重要情报,其才华受到陆军省的重视,于1938年晋升为中佐,调回日本国内,在陆军省作战课担任作战班班长,后提升为副课长,重点指导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作战。
同样出身贵族的乘兼悦郎则是高月保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长期专注于朝鲜殖民事务,任职陆军士官学校战术教官兼陆军第一旅团长侍从参谋。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上司、第一旅团旅团长就是战后唯一被作为战犯起诉的朝鲜皇族——前朝鲜皇太子李垠。日本吞并朝鲜后,将朝鲜皇族子弟大量送到日本接受教育,李垠就是在日本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亲自过问下送到日本接受教育的。虽然李垠非常亲日,但日本政府对他并不放心,在监视控制方面下了很多工夫。作为这样一位负有特殊使命的侍从参谋,乘兼悦郎为巩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做出了相当的“功绩”。
高月保与乘兼悦郎作为天皇特使来到北平后,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峻对他俩颇为恭敬,食宿安排都是第一流的。两人下榻的地点是孙中山曾住过的行辕——和靖公主府,这里和日军华北驻屯军总部——铁狮子胡同1号原段祺瑞执政府只有一墙之隔,属于日军安全区中的安全区。同时,多田峻还派遣了大量警卫人员随行护卫,自以为在安全上万无一失。
戴笠下达刺杀令
日本天皇派遣两名特使来华宣抚的情报,很快就被中国国民政府军统特务通过华北伪治安军中的关系获得。但此时军统在沦陷区的地下组织刚刚遭到日伪大面积破坏,坐镇陪都重庆的戴笠,指示各地部属一定要寻机设法刺杀日本军政人员,借以报复,具体对象不分官兵,得手者重赏。
天皇特使到达北平的情报经军统华北区负责人马汉三呈交戴笠后,戴笠大喜过望,亲自从重庆下达指令:侦查日本特使的行动,寻机刺杀,以显示抗日威力。经马汉三与军统北平站站长刘文修仔细研究,决定将刺杀的任务交由第一行动组的特工——麻克敌和邱国丰执行。
麻克敌,原名麻景贺,河北遵化人,时年35岁,枪法好,胆量大,心狠手辣;邱国丰,辽宁营口人,时年25岁,少年从军,曾经学过武术,能够“飞檐走壁”。麻、邱二人本来都是国军118师的尉级军官,由于这支部队中很多军官为日军训练,熟悉日军情况,并且有多年在华北活动的经验,为了增强华北地区军统的力量,戴笠特意将他们调来,进入军统临酆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作为骨干派遣到北平潜伏。为了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麻景贺更名为麻克敌。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麻克敌和邱国丰发现这两名特使每天早晨都骑马到外面遛弯。路线是:从铁狮子胡同原段祺瑞执政府出发,沿今天的平安大街向东,到达东四十条路口,再向南,沿东四北大街直到今天的东四牌楼,从此处向西,经过隆福寺和今天的美术馆、皇城根、沙滩,到达北海,穿过北海向北,再经平安大街返回住地。沿线日本军、警、宪、特机关林立,戒备森严,要行刺可谓困难重重。
但是,麻克敌和邱国丰并不灰心。经过仔细观察,他们终于找到了日军的弱点:整条路线中,没有一个统一机构负责这两名特使的安全保卫,也没有实行戒严。就是说,只要看准机会出手,还是有胜算的。最终,北平站站长刘文修和麻克敌商议,将狙击地点放在了从隆福寺到皇城根锣鼓巷一带,由麻克敌开枪,邱国丰掩护。这里没有日军据点,是由伪警察警戒的,相对比较松懈。同时,这里小巷密布,路线复杂,也为开枪后的撤退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0年11月29日清晨,当麻克敌和邱国丰尾随到皇城根时,高月保与乘兼悦郎大概感到春风得意,乘马加速,与随行警卫拉开了距离。于是由邱国丰掩护,麻克敌射击,先将高月保射落马下,后送医院不治而死;乘兼悦郎下马试图逃命之际,被击成重伤。麻、邱两人得手后趁混乱之际,从容逃走。
满街“抓麻子”
刺杀日本天皇特使让骄横的日军遭受沉重的打击,多田峻得报后,惊惧万分,下令全力督促破案,并调邻近省市的若干日伪特务支援。当时的敌伪报纸《新民报》在12月1日的头版头条以《京师一大不幸事,日本军官突被狙击》为题,对此事予以报道。日本军部严令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限期破案,伪政权治安部也在报纸刊登启事,悬赏大洋5万元捉拿刺客。
与此同时,日军及警宪特务在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城头拉上铁丝网,禁绝任何人出城。北平通外地的火车全部停开,市民不准上街买菜,连出殡都要申请,非直系亲属不能留宿;同时挨家挨户进行大搜捕,每个路口都有宪兵特务把守,查验身份证。认为可疑者立即逮捕,施以残酷刑讯,全城上下一片恐怖。但由于目击情报不足,破案始终不得要领。不久,就发生了日军闭城抓“大麻子”的事情。一种说法是,有目击者向日本当局报告说:刺客面有微麻。实则不然,麻克敌姓麻,却并非麻子,抓“大麻子”另有原因。
原来,麻克敌在刺杀高月、乘兼两特使后,受到军统局本部的通令褒奖,在胜利的鼓舞下,他再次和邱国丰联手,试图行刺大汉奸、日伪华北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但他俩在翻越汪宅第二道院墙时被汪的警卫人员发现,双方发生枪战。见不能得手,麻、邱两人迅速撤离。邱国丰因有轻功,首先跳出院外,一时不见麻克敌,情急中呼喊“老麻”,被汪手下听到。日军特务机关从现场遗下的弹壳弹头,判断此案与两特使遇刺为同一人所为。同时根据汪时璟手下提供的线索,认为作案者是个麻子。邱国丰不小心的喊叫,不经意间误导了日伪侦缉机关。日军因而封锁城门,满街“抓麻子”。
当时北平城内不仅是见麻子就抓,就连脸上有疤瘌的人也不放过。所有被抓的麻子都要过滤,查原籍、出身、年龄、职业、麻子特征等。查清后,将这些情况通通填在一个证件上,俗称“麻子证”,面麻者须持此证出入。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此事增添几分的滑稽色彩。
军统北平站全军覆没
顺利完成刺杀天皇特使的任务后,起初军统北平站站长刘文修十分谨慎,除了自己深居简出外,也严令部下低调行事,隐蔽待机。而日伪方面因为现场混乱,目击者提供不出多少有价值的线索,一直无法侦破该案。
正在此时,有个叫马元凯的大盗在兵马司胡同持枪抢劫时被抓获,马不甘就此被处死,为逞英雄,索性自称是刺杀特使的杀手。日军方面对北平伪警察局督促很紧,伪警察局方面正为此一筹莫展,双方自然一拍即合,于是共同“制造”出一套相当“真实”的口供交给日本当局。据说多田峻本人对此也已首肯,所以北平各报都以“狙击日军将校案告破”的题目刊载了消息。
这样一来,刘文修就放松了警惕,活动开始恢复,却不料有人正在四处搜捕自己,这个人就是原军统天津站站长裴级三。裴级三,辽宁营口人,是张作霖的磕头兄弟、军阀吴俊升的马弁,中原大战期间被戴笠吸收加入军统,以后当上了军统天津站站长。抗战爆发后,裴级三在敌后潜伏期间被日军逮捕,很快叛变投敌,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给军统华北组织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本来马元凯承认作案后,多田峻已经认可,但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茂川却不相信,认为马的供词破绽很多,此案的作案手法更像军统所为,遂派裴级三继续调查,在北平拉网搜捕军统特工。这时,刘文修却不合时宜地公开外出,结果在电车上被裴认出并捕获。威胁利诱之下,刘悉数招供。除个别外,包括刺客麻克敌、邱国丰在内的军统北平站特工人员陆续被捕,被关在“外寄人犯看守所”,即俗称的炮局监狱,遭到日军的残酷拷问。最终麻克敌、邱国丰等4人被判处死刑,1941年2月15日在天桥刑场英勇就义。军统华北区负责人马汉三也受到通缉,因为无法立足,被迫只身南下辗转逃到重庆。军统北平站遭受惨重损失,几乎全军覆没。
1946年,抗战胜利后,戴笠来到北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军统庆功大会,表彰并追悼为抗战捐躯的军统人员,专门从日军档案中调出此案有关审讯材料查看,并派专人负责麻克敌等人的抚恤善后事务,这些为国牺牲的英灵终于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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