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以易服饰等来表示改革决心或统治象征之意向不乏例，中国就有“胡服骑射”和剃发蓄辫；日本明治维新也曾推 广欧式礼服，而俄罗斯彼得大帝为改变俄罗斯人留大胡子的传统以便向欧洲人看齐，甚至征收“胡须税”……现在，有人认为这些纯属大可不必的形式主义，有人却 认为这是统治者表示施政方向和决心的必要之举。究竟如何，见仁见智，但从中折射出的“传统”与“民族特性”却颇堪玩味。
众所周知，清军人关不久，为表示“天下已定”，强令汉族男子改变千百年的束发传统而剃法蓄辫，并限定十天之内“尽使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贵重罪”，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
虽然清军到处宣称“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但在“头”与“发”之间，许多人却宁愿“留发”也不愿“留头”，把“传统”、“民族特性”看得比身家性命 还重。于是，本已渐趋平静的江南又开始骚动不安起来，下层百姓纷纷参加反清斗争。江阴、嘉定的百姓反抗尤其强烈，清军对这两处的镇压也格外残酷，血腥的 “嘉定三屠”便有几万人被杀，全国其他地方因此被杀者难以胜数。经过极其野蛮的屠杀，“远近始剃发”，剃发留辫在血泊中为汉人接受。
孰料，二百年间，蓄辫这原本靠血与火、刀与剑强迫才被汉人接受的新生事物居然成为正统，成为难以撼动的传统，成为中国人、中国特色的象征。反清的太平军因 不剃头、不留辫而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发逆”、“长毛”，1895年孙中山剪辫易服表示反清革命也被多数人咒为叛逆，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以军政府名义起草 《讨满州檄》，列数清王朝的种种罪恶，其中一条就是：“往时以蓄发死者。遍于天下，至今受其维系，使我衣冠礼乐、夷为牛马。”革命党号召百姓剪辫，但仍有 许多人恋恋不合，于是革命军只得在大街小巷强迫行人剪辫子。成为时代一景。
无独有偶，与中国的“辫子悲剧”一样，土耳其历史上的“帽子风波”也同样惨烈血腥。
17世纪末，政教合一的奥托曼帝国(今土耳其)遇到来自欧洲的强劲挑战，尤其是1697年的山塔(亦译森塔)战役大败于哈布斯堡王朝后，奥托曼帝国受到 了强烈的震动(颇似中国的鸦片战争)，开始正视已经超过了自己的西方。这种灾难性失败，使奥托曼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提出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并逐渐意 识到这种失败与制度有某种关联。但改革面临强大的阻力，进行得非常缓慢，直到19世纪30年代，苏丹马赫默德二世才在军事和行政机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 革。
为了表明开放的决心，苏丹马赫默德二世命令官员要穿欧式西裤、大礼服和黑皮靴，百姓戴的穆斯林头巾也被废止，规定一律戴一种圆柱 形无边毡帽(由于没有帽檐，所以宗教祷告时前额照样可以紧贴地面)。显然，这种帽子是穆斯林头巾向西式有檐帽的一种妥协，但它的推行仍因其反传统”而遭到 维护传统者的强烈反对，在国家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后才开始流行起来。在后来的近百年间，圆柱形红色礼拜帽逐渐成为神圣的宗教和奥托曼帝国的象征，几乎人人 都戴。
后来，土耳其的“改革派”与“保守派”间的激烈斗争一直不断，曲曲折折、反反复复，最终在1908年爆发了要求君主专制立宪的“青年土耳其”革命，并在凯末尔将军的领导下，于1923年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虽然凯末尔集种种大权于一身，但改革仍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为表示改革的决心，。凯末尔在1925年下令禁止戴传统的圆柱形红色礼拜帽，而要求戴礼帽、鸭 舌帽等各种欧式帽，并发动了对礼拜帽的批判。8月，凯末尔本人头戴巴拿马帽到几个最保守的城镇视察，表示告别传统。为了与凯末尔保持一致，政府机关忙向官 员发放欧洲式大礼帽，并在11月作出了戴土耳其礼拜帽是犯法的规定。这一规定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一些地方甚至公开抗议和骚乱，但都被凯末尔强 硬地镇压了下去，无数人被处以绞刑。
血腥镇压之下，终于有不少人开始戴各种欧式帽了，而在百姓中最流行的是鸭舌帽，因为在作礼拜祷告时可以反过来把帽檐朝后戴，前额依旧可以贴在地上。这可谓现代与传统的接榫吧。
中国反束发传统的剃发蓄辫在两百年之内演化成了传统，土耳其反穆斯林头巾传统的礼拜帽在百年之内也演化成了传统，辫子和帽子终于多年媳妇熬成婆，成为具 有民族特性的传统。显然，传统、民族特性等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少传统、民族特性其实开始也是反传统、反原来的民族特性的，甚至是人为强迫植入之结 果。因此，对传统、民族特性等虽然确实需要尊重和珍惜，但也大可不必将其神圣化、固定化和格式化。
转载请注明：中华故事网 www.cn-stor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