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佞幸人物的代表，邓通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声名，读过《史记》、《汉书》的人应该对他印象很深。
邓通是蜀郡人，因为擅长摇船划桨，在皇宫里当了个黄头郎。所谓黄头郎，就是头缠黄布的郎官，因为当时很迷信，讲究五行相生相克，土能克水，所以摇船的郎官都头缠黄布。有一天，刘恒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快要升天，却差一把后劲，怎么努力也升不上去，这时有一个黄头郎在他身后推了一把，终于升上去了。他下意识地回头寻找恩公，看见那个推自己的人屁股以上腰带以下的部位，衣服上破了个洞，刘恒惊诧不已：这个梦怎么做得这么邪门，跟真的似的。醒来之后，他靠在床上感叹很久，忽然脑子里萌生一个冲动：说不定现实中真有这么个人，何不到黄头郎官丛中去找找看？
想到这里，他一翻身起床，来到未央宫沧池中间的渐台上，偷偷观看在沧池上侍候的黄头郎官，一眼看见有个人正好屁股以上皮带以下的衣服上破了个洞，不禁大喜，马上叫到面前来，问其名姓，听说他姓“邓”，更是乐不可支。因为人都讲究口采，“邓”和“登”的音近，象征着这个人正是送自己登天的人(“升”和“登”的古音也很近，是同源词)，于是当即给邓通加官进赏。邓通这个人也比较老实，不喜欢外交，就算碰到轮休的日子，也在宫里侍候，不肯休息。刘恒越发高兴，先后赏赐他总共有十多亿的钱财，拜官至上大夫。
邓通对刘恒也确实忠心耿耿。有一次，刘恒得了痈病，硕大的一个痈，里面全是金灿灿的脓液。邓通却一点不介意，二话不说，就趴在刘恒腿上，像喝玉米粥似的，咕噜咕噜，三下五除二，把那些脓汁吮吸得干干净净，再吸下去就该是健康的血细胞了。
刘恒心里又是感动，又是伤悲，在邓通又一次帮他吸完脓汁之后，他假装随意地问道：“你认为这普天之下，谁最爱我？”邓通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想没人会超过皇太子吧？”刘恒点了点头，后来皇太子刘启进来问疾，刘恒就指着自己的痈说：“过来，帮老爸把这里面的脓汁吸掉。”
皇太子大吃一惊，但皇帝老爸的命令又不敢违抗，否则这个太子估计当不稳，他犹豫了一下，苦着一张脸俯身去吸，但是动作一点不利索，脓汁吸得不够干净，七零八落，汤汤水水洒得到处都是。比起邓通，不仅技术差得太远，态度也极不认真。按理说技术差不要紧，练练就可以了；态度差，这就是立场问题了，说明对皇帝老爸不够忠心，不够热爱。所以刘恒大不高兴，但没办法，总不能因为这种破事废掉太子吧，对着大臣们也说不出口啊！
皇太子总算吮完，一阵风地跑出去漱口。后来听说邓通曾经屡次给老爸吸吮脓汁，甚至把它当成一种乐趣，皇太子心中大怒，对邓通恨之入骨，只是暂时不敢发作。
而刘恒从此对邓通更加宠幸了，自己的亲儿子给自己吮痈很不情愿，而人家邓通却甘之如饴，这是一种什么精神，需要多大的忠心？有一次，他招来一个相面的，给邓通看相。那相面人说：“陛下，从邓大夫的面相来看，他老人家将来恐怕会因为贫穷饥饿而死啊！”
刘恒哈哈大笑：“有没有搞错？饿死？他对朕这么好，朕怎么会让他饿死。”于是干脆把蜀郡的一座铜山赐予邓通，允许他私人铸钱。从此，“邓通钱”流通天下，成为除了皇帝之外，天下最富有的人。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刘恒死了之后，即位的景帝，也就是当年的皇太子不客气，要秋后算账了，他下诏将邓通免官，接着又指使人告发邓通偷偷跑到境外去铸钱。皇帝要找别人的茬，还能有什么办法？于是邓通倒霉了，被关进监狱拷问，将家产全部没收，还不够罚款的数目，总共欠国家数亿的债务。幸好文帝的女儿馆陶长公主刘嫖比较同情邓通，又送了不少钱财给邓通，但每次钱一送去，就被官吏当场接收，说是抵偿债务。邓通因此穷得家徒四壁，两袖清风，连一根发簪都没有。
长公主刘嫖实在无可奈何，只好耍了个花招，再给邓通送钱和衣物的时候，谎称是借给邓通的，如此一来，官吏也没有理由将这些钱抄走了。邓通靠着这些馈赠继续苟延残喘了一阵。这个可怜的人，曾经富甲天下，最后果然落到了不名一钱的下场，郁郁而死。那个相面人看相还真准，当然，我们宁愿相信这是司马迁编造的。
邓通在古代佞幸史上非常有名，也被现在很多杂文家拿来当作不知廉耻的例子，其实非常不公平，因为他不过是皇权下的一个卑微的牺牲品。他为皇帝吮吸痈疮，在那时的情况下，不但是不得已，说不定还是一种真诚的报恩手段。他出身贫贱，不过是个黄头郎，哪懂得什么宁死不辱的气节？皇帝对他好，他就要对皇帝好，想法很朴素，从情理上来讲，没有什么可值得深责的。皇帝问他天下谁最爱自己，他回答是太子，也是一种朴素的想法。至于为此得罪了太子，并非是他的本意。如果他老谋深算，也许就不会那样回答，也就不会遭到那样的下场了。
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同情邓通就丧失基本的是非观和立场。总的来说，邓通虽然可怜可悲，却并非丝毫不值得谴责。为什么包括丞相申屠嘉在内的士大夫都讨厌邓通呢？《史记》和《汉书》为什么不约而同地把他写入《佞幸传》呢？因为他破坏了士大夫和皇帝之间的规则。
在先秦的封建贵族社会，士大夫也讲究对君主效忠，但这种效忠是遵循一定规则的，所谓“君君臣臣”，它的意思是君主如果像个君主的样子，臣子就应该遵从臣子的职责。如果君主不像君主，那么臣子就可以不遵守臣子的职责。孔子他老人家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是这个道理。君臣双方之间有一定的规则维系，相互之间有义务，下级对上级并非只能无条件地听从。《左传》里的晋灵公，因为随便杀人，最终被卿大夫击杀，虽然卿大夫的这种行为也被视为弑君，但《左传》叙述此事的第一句却是“晋灵公不君”，可见君主的行为不端，也必须遭到谴责。西汉虽然已经是君主专制社会，卿大夫没有挑战君主的权力，但是君主看见丞相等高官，也必须起立敬礼，这就是传统的遗存。可以打个比喻来说，皇帝可以要求卿大夫恪尽职守，如果卿大夫没有做到，可以将他们治罪。但皇帝不能要求卿大夫吃屎，如果这样要求卿大夫，那就是无道昏君，卿大夫也将视之为侮辱。邓通作为一个二千石的高官，虽然是因为佞幸被提拔的，但却毫无廉耻到为皇帝吸脓，当然就为正统的士大夫所不容了。这完全是自降尊严和身份。这样的人一多，显然是个危险的征兆，整个卿大夫阶层都有沦落为皇帝真正奴仆的危险。同样，刘启作为皇太子，只要好好履行他本人的职责就行了，如果被逼到要为父亲吸脓，则同样是个危险的征兆，他怎么能不恨邓通呢？
有一个饶有趣味的情况是，史书上说刘恒非常廉洁。有一次想在宫中建造一座露台，因为要花费百金(百万钱)而放弃了。他的宠姬慎夫人穿的衣服也没有长到拖地的，可见用布料非常节俭。但是他赐给邓通的钱前后多达十几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是什么使一个自奉甚薄，对宠姬也悭吝的皇帝对一个宠臣却变得如此大方呢？这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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