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扬州，有过繁华的一面，在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的诗句里；有过奢靡的一面，在杜牧“骏马宜闲出，千金好暗游”的诗句里；有过狂放的一面，在欧阳修“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的词句里。一千多年过去，这座淮左名都又是一番新的升平场面。瘦西湖里，当真修建起了一座“二十四桥”，桥头的石刻上记述着桥的栏杆数量以及各处的尺寸，都暗合于“二十四”的章法，想来月明之夜、玉人吹箫的排场还在扬州人的怀念之中。
人们想见扬州的华贵，早些的记载可见于刘宋时期的文人鲍照。在《芜城赋》当中，他追想汉代以来的扬州(旧称广陵)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歌吹沸天。然而，当时鲍照的眼中，真实的扬州则是一片废墟，刚经历过竟陵王刘诞与宋孝武帝长达70天的战争，成为一座荒城，而刘宋王朝也正一步步向覆灭的悬崖走去。
城市的生命力总有让人难以想象的旺盛，及至隋朝开国之后，扬州再次繁荣起来，隋炀帝在扬州营造的迷楼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能够与秦始皇的阿房宫、宋徽宗的艮岳并称的巨型离宫建筑群。富甲天下的扬州是隋炀帝最为钟爱的城市，大运河上锦帆千尺，琼花观里鲜花万朵，简直非人间景象。但奢华的背后往往埋藏着祸根，隋炀帝也正是在这里被亲密的禁军统领宇文化及缢杀，隋王朝于是土崩瓦解。
朝代更迭，扬州在唐代再度复苏，与广州、泉州并列为三大港口城市，风气开化、酒醇香暖，正是杜牧笔下的扬州胜景，而徐凝“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诗句更是唐代扬州的最佳写照。但好景依然不长，到了黄巢起义之后，混战连绵，战火也波及扬州，一座美丽的城市再次沦为人间地狱：孙儒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历数对手种种罄竹难书的罪恶，而他自己为取得战争的胜利，竟纵起大火，把偌大扬州城烧为瓦砾，更有甚者，他率军驱赶扬州的青壮男子与年轻女子渡江，老弱者则被屠杀以充军粮，人相食的惨剧就在中国大地上既非空前也非绝后地上演着。
朝代再次更迭，宋代的扬州刚刚有了新的复苏，却在1129年和1161年两次被金兵攻破，使词人姜白石留下了“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的黍离之悲，一阕《扬州慢》传为名篇。而无人怀疑的是，扬州城还会如以往一般再次繁华起来。
人们想见扬州的华贵。最近的历史当属清代乾嘉年间。那个时候，扬州因为变成了一座盐商的城市而空前富庶起来，当时的扬州百姓经历着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之一的康乾盛世。这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是扬州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出现也带给人们一些难以解答的疑问。
时间再向前追溯一百余年，1645年五月的一段插曲，也许被扬州人过快地忘记了。
那是晚明时节，崇祯朝刚刚结束，确切地说，是南明弘光年间，史可法作为明政府硕果仅存的栋梁之才正在督师扬州，准备迎战多铎的军队。
依照《世祖实录》的记载，5月13日，多铎的军队开到扬州城下。试图招降史可法一众官员，遭到拒绝后，于5月20日攻克扬州城。
这段记载过于简略，但也足够让人吃惊，因为从5月13日兵临城下到5月20日破城而入，仅仅用了7天的时间!在一切有关史可法驻守扬州的记载中，守城之前的准备工作是大张旗鼓并且慷慨感人的，所有的动作都在暗示着即将到来的战斗会是一场空前的、艰苦卓绝的保卫战，但是，仅仅7天时间，扬州城便告破，而且，这7天之中，真正的守城战其实只发生了一天!之后，清军攻入城内，在10天的时间里几乎屠尽了这个历史上久富盛名的繁华之所。这一段惨剧。史称“扬州十日”。
史可法的扬州守卫战和随之而来的“扬州十日”为后人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问题所涉及的层面已经远不止于扬州一座城池。首先是，扬州的攻城者是怎样的一支军队，守城者又是怎样的一支军队?
在通常概而述之的历史记载里，攻打扬州的是豫王多铎所统率的清军，而事实上，仅仅在多铎向扬州进军的路上，就有大批的汉人军队(其中有些军队本应是响应史可法的招募而驻守在扬州前线的)前来投靠，降军总兵力接近14万，若加上之前投靠多铎的汉人军队，这个数字则更惊人地接近了24万，远远超过了清军的数量总和。
在全国的大背景下，投降清军并为清军在自己祖国的版图上攻城略地、立下汗马功劳的汉人绝对不在少数，让人不解的就是这种做法为什么会获得如此多的响应者?如果改朝换代的统治者并非异族，他们又会怎样看待投靠与屈服?
二
多铎攻入扬州之后，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屠杀与洗劫，当时一位名叫杨秀楚的扬州文人亲身经历了这惨痛的一幕。作为幸存者，他写下了一篇题为《扬州十日记》的文章，并且郑重告知读者，他所写下的都是亲眼所见的事情。
根据杨秀楚的说法，史可法的扬州守军有很大一部分分散在各处民宅里居住，他的家里就住进了两名士兵。这些军人毫无军纪可言。对百姓敲诈勒索、祸害践踏。杨秀楚和邻居们终于感到难于应付，就商量了一下，集资宴请这些士兵的头目——杨将军。
杨将军对杨秀楚等人的吹捧和豪爽做出了相应的回报，对部下做了一定的约束。这位杨将军还具备一些艺术修养，对音乐相当在行，会弹琵琶，希望杨秀楚能为他找来当地名妓，好在军务之余弹唱作乐。
杨秀楚的这段记载为我们展现了三种人的面孔：一是缺乏文化修养的普通明军，他们以勒索百姓为能事，战争为他们提供了发财和耀武扬威的机会-二是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军官，他们的文化素养完全应用在一些“高级娱乐”当中，与其部下在道德准则与行为操守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他们腐败得“更有品位”，三是以杨秀楚为代表的文人士绅阶层与平民百姓，他们操心的并不是国家的安危存亡，而是在大动荡的背景下明哲保身，花钱买个平安。
于是，史可法满怀一腔热血，誓死守卫的扬州城理所当然地被多铎军队在一日之内便如入无人之境攻破。
城破之后，杨秀楚从窗子的缝隙里偷望到清军军容严整，即便在雨中，步伐也整齐划一、丝毫不乱的时候，他那颗一直提在嗓子眼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他觉得这是一支军纪严明的队伍，应该不会对老百姓有什么不利。
杨秀楚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在破城的刹那，并不关心国家的命运是否会因为扬州这座江南重镇的陷落而走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仅仅关心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否会受到新的统治者的威胁。更进一步说，他们担心的是，新人城的军队是否和明朝的守卫部队一样可恶，或者比他们更要歹毒。
1645年前后的清军，也确实已经改变了当初对汉人敌对势力的屠城策略。入侵初期的屠城行为带有原始的报复色彩——因为遭到了守卫部队的顽强抵抗，所以在破城之后大肆屠戮，以发泄自己胸中的怨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对满人的逐渐有利，屠城便被统治阶层明令废止，这并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慈悲心，而是纯粹的政治权谋的需要。满人的目标已不再是简单地从汉人手里掠夺财富，而是要完全地统治曾经属于汉人的这片国土，所以他们需要亲和力，需要不战而胜的战果，也需要为自己的统治“正名”。
所以，杨秀楚的安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或许还期望过清军的到来会如同上古传说中的武王伐纣，在安然得到人民的拥戴之后建立起新的，井然的秩序，但随后看到的景象却让杨秀楚大吃一惊，他看到清军的队伍里开始出现大批扬州当地的女子，而更加出乎杨秀楚意料的是，清军随即对扬州城进行了疯狂洗劫。
在杨秀楚的记载里，清军的面孔固然可憎，但更让人觉得恼火的却是扬州本地的一些汉人。大批扬州本地人为清军充当了向导，教授清军该如何“有效地”劫掠财物，企图在表忠心的同时为自己适当地分一杯羹。在这些人身上，丝毫看不到民族的尊严与做人的良知，城破的劫难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次绝佳的发财机会。
很快地，局面不可控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杀人、掳掠、强奸的惨剧。街道上堆积着尸体，素以美貌闻名的扬州女子纷纷以身体换求性命，成队地被押送至苦寒的东北地区，成为满人足堪炫耀的战利品。当杨秀楚一行人被押解到一处大宅的时候，他看到一名衣着光鲜的扬州女人欣然自得地在清军面前挑选被掳掠来的衣物，每看到值钱的物品，她就向清军曲意逢迎、媚态乞取、毫无羞耻之色。杨秀楚听到一清兵后来对人说：“我们当年征服高丽的时候，曾掳掠高丽妇女数万人回满洲，她们虽受尽屈辱而无一人投敌变节，何以堂堂中国，竟然无耻至此?”杨秀楚感慨万千，认为这正是导致中国大乱的原因。
杨秀楚为国家大乱归结的原因，在他的前世与后代都有人对此产生共鸣。蒙元入主中原、日军侵华的时候，都可以找出大量相同的例证。人们自然会有疑问：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自诩，但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许多人所表现出来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
屠城结束的时候，根据焚尸簿记载的数字，扬州城内死亡人数有80万上下，这还不包括投井投河、闭户自焚以及在偏僻处自缢的死者，以及被掳至东北，准备接受比死亡更严酷命运者。城市的悲剧，莫过于“扬州十日”。
但是，杨秀楚的记述中所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的劫难不能完全归罪于清军。抛开上文提到的扬州本地人为清军做劫掠向导的事情不谈，多铎在5月25日，即屠城的第6天，下令封刀。其后，清军开仓赈粮，人们为了粮食，再一次放弃了尊严。伤痕累累的市民开始哄抢粮食，体力好的人搬运了一次又一次，体弱多病的人则一点儿米也拿不到，至亲好友也互不相让。
可悲的场面上演了：清军虽然已被勒令封刀，但残酷的劫掠仍在继续，一家宅院每天要经受数十人的趁火打劫。杀人、强奸的事情也与之前无异。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清军，还是明朝的败军，抑或是乱民。从常理推断，这些人更有可能是明朝的败军和乱民而非军纪严明的多铎部队，曾经作为受害者的他们在刚刚喘息稍定的时候，又以害人者的面貌出现。对他们而言，道德与良知、国家与民族都被毫不犹豫地抛之脑后。
真实的历史就是以这副面貌出现的，礼仪之说经常仅仅是富足的时候所穿的一件华美外衣，一经社会变动的阵仗华美之衣就会被撕开露出下面卑劣的衬底。很多人，在作为受害者的时候，容易引得旁观者掬上一把同情的泪水，但是。假如机会以相反的面貌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却狰狞得比任何野兽都要可怕。
三
“扬州十日”之后的劫掠我们可以在很多著名的历史事件里看到相似的影子。如明代的倭寇之息，事情的原委先避开不谈，在倭寇人员的构成上，倒是汉人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甚至有些打着倭人旗号的完全是汉人海盗，正是他们成了明代海防最可怕的敌人。又如圆明园遗迹，人们通常把这座华美名园的毁灭完全归咎于英法联军，其实在英法联军纵起的那场大火之后，多年之间，官军、太监、草民，地痞、流氓等无不趁着国难当头的混乱时刻从园中运出各种陈设，大小车辆在通往圆明园的路上往来不断，正是这些人把圆明园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废园。
这些时候，自然会有人站出来，责备民众的道德底限。但是，向更深处想来，是什么造就了民众如此这般的道德观念?
从“扬州十日”的那段悲剧来看，明政府显然没有善待它的子民。在长期专制体制的统治下，道德早已让位给了权谋，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谋略大国，几乎对于所有人而言，都需要以谋略求生存，以心机求显达，这样的社会体制与传统是淘汰那些正直纯良之士的。而另一个人群，也如杨秀楚那般凡事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在病态的专制体制与硝烟弥漫的乱世之间小心谨慎以求生存。另一面，这些人也从没有产生过对国家真正的归属感，“国家”的概念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权，并且始终在剥夺着而非捍卫着自己子民的权益，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们又怎能去责难杨秀楚之类没有“忠于”他们祖国的百姓呢?
在《扬州十日记》里，还有一段内容是发人深省的：当清军刚刚进城的时候，杨秀楚的邻居们找他一起商议，准备一起设案焚香，恭迎清军的到来。这样的举措或许是出于无奈，但不由得让人想起古史当中对于周文王和周武王的记载，如果我们相信那些资料的真实性，那么，文王和武王的军队是被各地的人民翘首以盼的，所有的人都巴望着他们的仁义之师能够尽快到来，推翻现有的统治者，并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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