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晴和之日还好，遇到暴雨就麻烦
每天上班前看天气，是我们今天的习惯，夏天雨多，更是要注意。可是在没有天气预报的唐都长安，就比较难办了。下小雨当然很显诗意，但是雨下大了也是很麻烦甚至是要命的事情。
贞元二年(786年)夏某天，下了一场大暴雨。长安街道上水深数尺，吏部侍郎崔纵去上班，结果在崇义里西门这个地方，被水围困。之后在水中漂浮了几十步远，街道两边店铺里的伙计们看到后，呼叫者相继跳到水中救他，才使他免遭一死。但是其他人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这一天长安溺死了好多人。
类似的事还发生在元和七年(812年)，当天的情形，见于《旧唐书·五行志》：“京师大风雨，毁屋扬瓦，人多压死。水积城南，深处丈余，入明德门犹见车辐。”
中国的城市排水工程建设，应该说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唐长安城更是修建了比较完善的明渠和暗渠相结合的排水系统。据考古发掘，唐长安城每条大街的两侧或一侧都有水沟。
而上述两起特大降雨所造成的积水，主要是因为长安城排水设施遭到破坏的缘故。从时间上看，上述两起恶性事件都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后。战争使城市公共设施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城市污水被堵塞排泄不畅，终酿惨祸。
在立秋之后，长安酷热的情况就渐渐少了，诗人王建这样书写了自己的感受：“住处近山常足雨，闻晴晒曝旧芳茵。立秋日后无多热，渐觉生衣不著身。”
同样，秋雨多了也很是令人犯愁。长安的秋季多霖雨也有据可查。《旧唐书·玄宗纪》里录入了几次较大的霖雨，“(开元)十六年九月丙午，以久雨，降死罪从流，徒以下原之”，“(开元)二十九年九月，霖雨月余，道路阻滞”，“(天宝)十载秋，霖雨积旬，墙屋多坏，西京尤甚”，“(天宝)十三载秋，霖雨积六十余日，京城垣屋颓坏殆尽，物价暴涨，人多乏食”。
霖雨接连下了两个多月，其后果不堪想像。因为霖雨而赦免罪犯，历史上也几乎没有二例。能够进入正史的，也仅仅是几次特大霖雨，那些较小的霖雨应该也很多，正史虽忽略不计。细心的诗人们却将之收入囊中。天宝十三年(754年)，杜甫就写了3首《秋雨叹》，其中的“秋来未曾见白日”和“城中斗米换衾绸”，与历史记载正相吻合。
交通：道路宽阔平直，没有拥堵和塞车现象
唐代官员在苦寒、雨雪、酷暑时均会享受到不上班的待遇。其中尤以雨雪造成泥雨放朝的情况最多，这与长安纯为泥土大道有关。因为若逢雨雪，土道经行人车马践踏，行走会极为不便。白居易写过一首《和韩侍郎苦雨》，就说到了这种情况。韩侍郎就是时任兵部侍郎的韩愈。秋雨下后，朝廷已经发布了放朝的消息，而韩愈没有听到，仍然照常赶赴早朝，走到半路才知情，无奈踏泥而归。那时放朝的消息是通过内廷的鼓声传达给散居在长安各街坊的官员的。长安那么大，难免有人会听不到，如果像今天有事打个电话就方便多了。
政府也曾考虑过解决雨天道路难行的问题。在唐代诗文中屡见的“沙堤”，就是为了官员上朝方便所铺设的。沙堤又叫“沙路”、“沙道”、“堤沙”等等。修沙堤的沙，多取自沪河。天宝三年(744年)，时任京兆尹的萧炅首先提到这个建议。他在上疏中称应在长安郭内南北、东西各三条与城门相通的、直至大明宫的交通要道上，将泥土和沙子相混夯实，然后再铺上细沙。萧炅本人是天宝年间奸相李林甫的狗腿子，但是他铺设的沙堤却堪称长安道路建设中造福士庶的一件大善事。所以许多人尽管鄙夷他的为人，但在这一点上还是肯定他的作为的。因为“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对饱尝了行路苦的长安人来说，走在上面的确感觉很舒服。
众所周知，唐长安城布局极为规整，街道更是南北交错，宽阔平直。长安城从未发生过因道路拥挤而阻塞交通的现象。唐诗里有不少关于上朝、下朝的记载和描述，字里行间，给人的印象是行人稀少，街道极为幽静，毫无熙熙攘攘之状。
在唐长安城的大街两边，还广泛种植槐树。一些广场上，更是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根本就没有房屋。人们“相与揖让，或议论槐下”，同时也给上下班增添了些许情趣。
唐德宗时有一个名叫吴凑的京兆尹，当时官街槐树缺少了一些，施工的人就以榆树补缺。吴凑知道后就说，榆树根本配不上九衢大街的气势，并立即下令让换栽槐树。等到槐树长成，绿阴罩地时，吴凑去世了。人们就指着槐树，怀念他的政绩。从这个小故事里，颇能看出唐代长安官员对槐树的珍重。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因为槐树坚固耐老，而且多阴凉，在盛夏酷暑之时，长安行人就会走到槐树下躲避炎热。唐诗中有许多描写槐树的句子。并且槐叶多露，益发会让人感到如秋天般的清凉。
就餐：长安街市摊点众多，吃饭很方便
在唐朝时的关中，尤其是长安周边地区灌溉设施的修建及管理已大大增强，冬小麦产量迅速增加。长安城里，人们开始流行吃面食。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饼的种类和制作手段，可以说在唐长安城基本上也都全部出现了。所以说在某些方面，我们今天吃的早餐，比起唐代长安百姓所吃的，也强不到哪里去。比如煎饼，在当时就很流行。有记载说，元和十二年(817年)，宣阳坊户部吏员家的夜宵就是喷香的煎饼。
在安邑坊的巷口，每天一大清早，就有卖煎饼的人在那里吆喝。元和十年(815年)，刑部侍郎刘伯刍住在这个坊里。他看见一人可怜，就给那人钱做本卖煎饼。每天早晨上班时，刘伯刍都会顺路吃煎饼。
天宝九年(750年)六月左右，在升平坊的北门内侧，有一间门面房，挂着帘子。里面住着一位卖饼的胡人。每天拂晓，他就点起炉灶。一会儿工夫，在他店门外的路边，已经挤满了准备出去办事的人们。这些人纷纷来到他这里买早点。同样在春明门附近，大和初年也有一家在晓鼓敲响前的清晨卖早餐的店铺，生意照样很是红火。大历十二年(777年)的一天早上，尚书左仆射刘晏起来晚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又着急上朝点卯，恰巧在路上看到有卖蒸胡饼的，就买了捧着大嚼起来，边走边给同路人赞叹：“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还有一天清早，一个新科进士在住所的巷口买糕，适逢几个吏员路过，他就赶紧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并说相请不如偶遇，爽快地请几位可能会成为同事的人吃了早点。
在长安城里，既能看到大街小巷的饭店，也有小贩把饼装在小车上推着边走边卖的，可以说非常方便。宣平坊的一位老人和贺知章住对门，贺知章感觉他道行很深，就和妻子拿了一颗明珠去向他请教，结果老人转手就把明珠给了隔壁的小孩子，让他帮助换了3 o多个胡饼。有些人买的饼吃不完了，就到处乱扔。西市一个商人家养的狗，就是因为贪吃了行路人扔下的饼，差点儿噎了个半死。一些饼店还经营旅馆，尤其开设在权贵宅第附近的饼店，因为奔走者众多，一人要出到1000钱的高价才能住下。
不过对于那些被允许能经常参见皇帝的官员，早朝完毕后，朝廷还会给他们管一顿早饭。吃饭时也得守规矩，行为稍不检点，就会被参劾，遭到处分，看来这碗饭也不好吃。午后下班，官员们吃饭就在自家，或者和朋友们聚餐娱乐了。
时间：白班一般8小时，还要经常值夜班
在唐代都城长安的官署里，共有内官两千多人，他们又分为常参官和非常参官。常参官就是每天必须面见皇帝的值事官，一般在五品左右才有资格，人数大约有近千人。官街鼓一般会在每天早上5点左右响起，而散居在长安各处的官员们当然会起得更早。因为如果迟到或无故不到，一个月白干不说，乌纱帽可能都会玩完。早朝一般在6点半到8点半之间举行，之后官员们会到各自的岗位办公。处理完相关公务，官员们下午3点多就会下班，在沿路商贾百姓们的注视下回到各自的家中。非常参官们不必日日早朝，相对就显得清闲些。
细算一下，唐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和今天相似。有学者考证，今天关中许多农村，人们在劳作之余，早上9点吃早饭，下午两三点吃午饭，很可能就是唐朝遗留下来的作息习惯。
当然这些官署也不能一走而空，每天下白班后直到晚上通宵都要留人值班，这和我们今天许多单位的做法类似。皇帝白天和朝臣所拟定的军国大事，许多要在晚上列出相应文件，所以一些重要部门的夜班就显得更为重要。
夜班可轮流换值，一些官员值夜班与否以及值多长时间，可视官阶大小或公事要紧程度而定。中宗景龙三年(709年)，有姓苏的父子二人同在中枢为官，因此常常同值夜班。儿子后来上疏请放自己出外为官，皇帝惜才，没有批准。
值夜班的官员，白天已上了一整天班，通宵夜里，还要继续上班。有的甚至接连上多个夜班，连轴转非常辛苦，常常就有“过劳死”的。
上夜班如果有两三个人陪伴，自然不会寂寞；如果一个人，就显得孤单冷清。所以没事时，官员们就靠作诗来打发时间，或将诗稿送往其他有人值夜班的官署。唐诗中有很多这样的应和酬答之作。朝廷对这些官员自然也有优待，发给他们枕被以供睡眠，还根据时令的不同赐衣赐食。当然下夜班后，有些东西宫女还要收回去盥洗熏香，以备下次之用。
如果家中有事，夜班也可请人代值。开元二十年(752年)九月二十日，某部门轮到一个叫梁升卿的人上夜班，可是第二天恰逢他父亲忌日，就想让同事元彦冲代自己上。元彦冲正和朋友聚会喝酒，不愿意去。梁升卿只好将具体情况写了个条子，恳求其代劳，自己就回家了。结果元彦冲喝醉，没有按时到岗，宦官又正好拿着皇帝的命令来问事，发现衙门里没人，回去一禀报，唐玄宗很是生气，随即将元彦冲贬到邠州(今陕西彬县)任刺史，梁升卿贬到莫州(今河北任丘市北)任刺史。这俩人都为自己的玩忽职守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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