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邓小平复出后视察了广东。当时，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深圳，逃港事件愈演愈烈，边防部队几乎无力防守，省委领导把这一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当时邓小平只是用他那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严重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阵子，邓小平才转过身来，他用肯定的门吻说道：“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这事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逃港，主要是百姓的生活不好，两边的差距太大了。”
鸦片战争后，香港被英国占领，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然而，政治铁幕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从1951年到1980年的29年中，大量的大陆非法移民以偷渡的形式从广东进入香港，最终汇聚成为了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
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新中国成立后“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4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内地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作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
逃港的深层原因
新中国成立期间，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香港年报》记载，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比如，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在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地伤害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实际上，上世纪50年代初，广东不乏欣欣向荣的图景。大量爱国华侨经香港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在农村，农民由土改获得了田地。40年代末跑去香港的穷人阶层都在不断地打听着内地发生的变化。
1953年，广东开始社会主义改造，成立了渔业生产合作社。这一做法虽然使渔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却让渔民产生了不满。
上世纪50年代末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发展。1957年，中共宝安县委通过了《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不准投机买卖。
这个规定还要求，“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
而在当时的广东沿海，副业、贸易是农民生存的基本来源。当时宝安县委的报告说，当地50%的农民在走私，20%依靠走私为生。他们主要是把蔬菜和水果卖到香港去。
事实上，所谓的“走私”，就是渔民的小额贸易。在海丰县的一个镇，因“走私”不到半年间就抓了160人，有一个合作社的劳动力一半以上都被抓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地逃往香港，特别是在广东沿海一带。
据宝安外事办公室《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宝外字10号，1959年1月28日）显示，1956~1958年，经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宝安县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过了千八日，安乐永无忧”
在1951年到1980年的29年中，大量的大陆非法移民和政治难民以偷渡的形式从广东进入香港，这个数字有多大，尚没有准确的统计。总之，上个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偷渡简直就成为了广东民间的一种风气。从城市到乡村，从孩童到老人，各色的群众以不同的方式向粤港边境靠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或爬火车，或乘小船，或只身泅水，不顾一切，向着香港奔去。
虽说偷渡者一般都准备有汽车轮胎，但在大海中游泳仍有很大危险，于是有人就发明了在珠江里“练兵”。据老人们回忆，在那个年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逃港”中用得上。不少孩子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炼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对于当年的偷渡潮，许多经历者回忆说，那时曾经流传过一句诗，据说是刘伯温预测后500年世事所留：“过了千八日，安乐永无忧。”“千八日”就是香港的“香”字，根据当时的形势，就被解读为“只要过了香港，就生活无忧了”。
那时的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三种。泅渡，就是从海上游过去，除了陆路，还有不少人选择海路。偷渡的地点一般是距离香港4公里的蛇口，这里的海边有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边防人员换岗的间隙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两国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
从海上泅渡除了选择最佳下水地点外，还需要更多技巧。准备充分的人在偷渡时，会带上一个小型的充气救生圈之类的可供漂浮的物体，但并不是一下水就用，因为那样会影响速度，也容易被发现；相反，他们会将这些充气物内的空气放掉，折叠好带下水，等到游到中途累了时，拿出来吹上气漂浮水上稍作休息。即使是这样，10多年间，也有不少偷渡者被海浪所吞没，以至于后来在蛇口搞开发时，挖掘机掘开土地，人们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骨。
从陆上偷渡，是在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港，广东人戏称为“扑网”。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探照灯、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为了防狗，偷渡逃港者临行前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虎，就不敢追了。有人为防止被边防军看到，将西瓜挖空，瓜皮套在头上，只把眼睛露出来。
陆上越“网”，海上破浪，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相对而言较安全，但带有集团性质，出了事问题较严重，而且要付300元不等的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为“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倾家荡产。乘船偷渡会偏向于东线，即大鹏湾水路，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十多公里的水面，而且海浪很大，经常发生偷渡时溺亡的情况。
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直接引发了“三年困难时期”，许多民众“不正常死亡”。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终于在1962年如火山喷发。
“五月逃港潮”
1962年4月，在深圳（当时叫宝安县）一股逃港风波突然袭来。原宝安县第一书记李富林回忆说：“1962年出现的那次大规模逃港风波，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了!”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15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奔向边境线，伺机进入香港。每天傍晚，从各地拥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8000多人。
这次逃港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共十多万人次拥入深圳，51395名来自12个省、62个县市的外逃未遂人员被收容遣返。
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大跃进”的恶果全面迸发。当时，珠三角一带的老百姓为了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的亲友便把一些食物等短缺的物品寄往内地。然而，国内出于政治考虑，曾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又被退回了香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偷渡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港英政府从1961年3月开始实施了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给予那些可以成功抵达市区而又有亲戚朋友接济，加上本身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士签发香港身份证。这样的做法，是港英政府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所提出来的，但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新政策的实施，成为非法入境者的“大赦令”，以至于粤港边境谣言四起，说什么“英国女皇诞辰，大赦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群众认为，只有“逃港”才是唯一的生机。
众多的逃港者引起了香港媒体的关注。当时作为几家报社撰稿人的陈强生在回忆录里说，越境比较多的是深圳河附近的平原。许多人白天趴在铁丝网下边。到了晚上，有的人从铁丝网上攀爬，有的在铁丝网下边打开一个洞便钻了过来。
当时港英军警每50英尺就设立一个哨位，并且将警戒线向内地一侧推进了几百米，但仍无法阻挡大量逃港者。
到了5月15日，偷渡抵港者达到了历史最高峰。香港军警一个上午截获了约3000人，还有一些逃港者进入了市区。
在众多的逃港者中，还建立起了组织并有专人指挥，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扬言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都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那时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青壮年手执木棍在前面，妇女和老人在后面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以示威的姿态强行冲关。
“逃港”导致了十多万劳动力外流，严重破坏农村生产。海丰县有一个生产队，集体逃港前将7头耕牛杀了5头，回来无牛生产；有的群众甚至破产逃港，将家中东西卖光，钱粮用光吃光，生活更加困难。
由于大批群众逃港，很多境外媒体纷纷借此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少数人还妄图制造社会混乱。这次逃港不仅在宝安周边地区引起混乱，而且还波及到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广东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据当时宝安县公安局调查，在横岗至盐田途中哄抢食物的现象十分常见，附城公社水贝生产队的深惠公路和横岗至盐田公路上，都发现有逃港人员排队强行拦车。在边沿铁路交通沿线，有的村庄、商店由于害怕外流人员捣乱，天未晚就关门，闭门不做生意；有的不敢单独生产，晚上也不敢出门。
大规模的“逃港”风潮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5月22日，周恩来总理专门就“逃港”一事作出重要批示。高层震惊，广东省委立即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协助，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
与此同时，时任东莞县委第一书记的林若等珠三角地区的领导，开始向辖区师生、群众作报告，分析当前国际形势，表明政府正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克服困难，重新安排群众生活。同时指出外流香港并非出路，何况香港当局派出大批军警，见一个抓一个，根本过不去，只是徒劳往返，耽误生产。
6月19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干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等处分。
到了7月初，经各方努力工作，大规模的“逃港”活动暂时被压了下去。
青春的赌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他们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赌注。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思想教育”，对香港的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等等，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时不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回“新奇”的物品和见闻，让许多返城无门的知青，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
曾经创办了《中外影画》的香港影评人列孚（当时他还叫王凯南）就是偷渡者之一。当年，他响应毛主席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从广州来到与香港毗邻的宝安县插队落户。几年下来，列孚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在确切地明白回广州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他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选择了对岸的“资本主义世界香港”。
为了这次冒险之旅，他还专程回广州，跳进白鹅潭附近的珠江里训练。“一到广州，我才发现，几千个人都在那里游泳，谁也不能说我游泳就是为了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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