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鲁国由司寇代行宰相职务才七日，就杀死了当时鲁国的大夫少正卯，其理由是少正卯兼有五恶，在家里聚众成群、鼓吹邪说、哗众取宠，已经是心术不正这一 人群中的杰出者，所以，非杀不可。这一事件的最初记述，是《荀子?宥坐》。后来《尹文子》、《说苑》、《孔子家语》、《淮南子》、《史记》等书，都是引用 《荀子》的说法，认为孔子杀了少正卯。这诛卯之事都已经载入《史记》了，似乎，乃是无误的史实。
但是，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孔子并没有杀少正卯，其理由有四：一、诸子百家著作中寓言居多，不足为信；二、成书早于《荀子》的《左传》、《国语》、 《论语》、《孟子》等书，都没有提到孔子诛杀少正卯，而且《左传》、《国语》往往对孔子有所诬罔，也不提此事，可见这是历史上没有的事；三、孔子代行宰相 职务才七天，以一个大夫的身份去杀掉另一个大夫，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四、孔子提倡仁，坚决反对轻易杀人，当鲁大夫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想法时，孔子表 示反对，杀少正卯一事与孔子的一贯思想不相吻合。应当说，这四条理由，是很有考据的。
清朝著名的辨伪学者崔述也认为孔子杀少正卯之事的证据不足，因为，在春秋时期一个大夫诛杀一个另大夫绝非易事。专致于先秦诸子研究的现代史学大家钱穆在诛卯问题上，全盘赞同崔述的“春秋诛大夫非易事”之论。
春秋之时，天子之下是诸侯，诸侯之下是卿、大夫、士。卿，一般相当于宰相，叫做卿相；大夫，是世袭的有封地的高级官员；士，作为低级官员，属于社会的上流阶层。
《礼记?王制》规定：“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由是可知，一个诸侯国里只有寥寥五个大夫，怎能轻易的在七日之内一个大夫以“心术不正这一人群中的杰出者”的罪名杀掉另一个大夫呢？而这么一个绝非小 事的事件怎么就不被当时和此后不久的史料记载或述及，却要等到孔子（公元前五五一至四七九年）去世一百六十多年后才出世的荀子（约公元前三一三至二三八 年）来说起呢？谁能保证荀子所说的确是史实？并且，根据现代哲学史家唐君毅考证，《宥坐》并非荀子所著，而是荀子之后的法家之徒抄袭《荀子》他篇之二段所 成。
当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将孔子诛少正卯之事铁定为史实，并追认少正卯是法家学派的又一代表人物。遗憾的是，少正卯生于哪一年？其思想学说是什么？其著述是什么？全无可稽！
《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 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 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于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 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孔子家语?始诛》：“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 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 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 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汤 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凡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诗》云：忧心悄悄，愠 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淮南子?氾论》：“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
《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 以贵下人乎’。於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於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以上四条，所交代的孔子诛卯之事，起因是少正卯一身兼具五恶，诛卯换来的结果是‘鲁国之邪塞’‘涂（途）不拾遗’。可见，这不是一件坏事。
五恶：心达而险（知识渊博、用心险恶）、行辟而坚（行为邪僻、坚持不改）、言伪而变（言论不实、随便改变）、记丑而博（刻意关注社会的阴暗面、为之博 闻强记）、顺非而泽（不纠正错误言行、进行修饰积累）。《管子?法禁》：“行辟而坚，言诡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者，圣王之禁也”。《荀子?非十二 子》：“知而险，贼而神，为诈而巧，言无用而辩，辩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综上所述，可见五恶足 以乱政，是圣王之禁，属于君子之诛。
将乱政之人绳之以法的诛杀掉，这只能是法家思想，而不是推重德政的儒家思想。法家，注重刑名之术。刑名之术，乃是刑法的如何运用。德，不是为了消灭不德，而是为了使不德能够转变为德。法，不是为了容纳不法，而是为了制裁不法。这是德与法的最大区别。
推重德政，不是以诛杀为手段。孔子在鲁国搞过堕三都，堕三都的拆城墙并非对三都进行杀伐。但法家注重严刑峻罚，将刑法作为镇压不法之人的依据。荀子不止一次地重申五恶是圣王之禁，是古之大禁。这也就是说，是荀子说孔子诛杀了少正卯，又是荀子替孔子说明少正卯是该杀的。
无须置疑，“五恶”之人的确与世有害。知识渊博、用心险恶，行为邪僻、坚持不改，言论不实、随便改变，刻意关注社会的阴暗面、为之博闻强记，不纠正错误言行、进行修饰积累，这些不良之恶，足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具有“五恶”特点的人，在现代已经比比皆是。这种高智商之人，只要没有触犯法律的或者犯法了但没被绳之以法的，甚至是比合法良民更合法。而即使在重用刑法的现代，也不能依法制裁“五恶”之人。
孔子生活在礼制社会，并且倾心推崇礼制。礼制，又称礼法，是从夏朝开始至周朝完备的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也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渊源之一。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历程乃是先有礼法，然后在礼法中加入刑法。孔子所指的君子，首先是要合德的。
那么，君子若以荀子所说的“君子之诛”去杀“五恶”之人，这会符合道德吗？不合德能够是君子吗？在刑法尚未通行的国度，能够诛杀“五恶”之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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