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清官和贪官总是相对存在的。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给了每一个人走出不同人生道路的可能。有的人选择了做为了一己私利而祸国殃民的贪官，而有的人则选择了做贴近人民的廉洁守法的清言。包拯就是后一种人，他那铁面无私的“包青夭”的形象几乎是家喻户晓。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公元999年，他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包拯自小严守父教，刻苦读书，28岁时考中了进士，由此登上了仕途。包拯做过多任地方官，还担任过权知开封府、三司使、枢密副使等多种重要职务。因为他曾被授予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等官衔，所以又被人们称为“包待制”“包龙图”。在包拯的宦游生涯中，有许多品行是当时的官吏所难以具有的，其中最令人称道的就是他的刚直不阿、执法如山、铁面无私。
包拯的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不仅仅是出于对宋朝统治安危的优虑，还出于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他反对“诛求于民无纪极”，要求宋仁宗“恤生灵之重困”。为此，他多次为民请命，要求朝廷免去各种无名科敛，赈济受灾百姓，不要派苛虐刻薄的人当转运使等职务，以免骚扰百姓。他对残害人民的贪官污吏更是深恶痛绝。宋仁宗庆历初年，包拯调到端州任知州。端州地处岭南，是有名的端砚产地。原来的知州每年都要百姓用极好的端砚为皇帝上贡，此外，还多要数十倍的端砚送给当朝权贵。包拯到任以后了解到制砚工匠制作端砚从勘察、采石到加工成砚台要花费许多血汗，知州向百姓大量征收端砚，便增加了他们的劳动，造成了人们没完没了的负担。好多老百姓都被搜刮得揭不开锅，吃不上盐。包拯亲自清点了仓库里的端砚，又命令书吏把历年使用端砚和支付砚工的工钱，以及官绅贪污的事实都讲了一遍。然后明确规定：凡是州中官吏士绅贪污的端砚，一律交归府衙;砚工的工资由州府付给，不得向百姓摊派制砚赋税;库存端砚任何人不得擅自动用。几年后，包拯离开端州时，没有带走一只端州名砚。
包拯不仅自己为官清廉，还要求自己的亲属和子孙后代都不许做贪官污吏。包拯在做庐州知府时，接到许多合肥县人状告包拯的舅舅抢占民田，横行不法的状纸。包拯问合肥县县令：“这些案件为何不审理?”县令说：“那些人都是无理取闹，我已经命人把他们赶跑了。”包拯听了很生气，他厉声说道：“你怎知是无理取闹?身为县令，你当为民做主!你不查案情，反把告状的人都赶跑了，理应将你查办。姑念你是初犯，暂且放过，你现在要加紧审理。”县令心情矛盾，按法就该逮捕包拯的舅舅，这岂不伤了包拯的面子?他吞吞吐吐地说：“包大人，这案子就算……”“你无法审理，可将此案报到州里。”说罢，包拯转身离去了。数天之后，包拯派捕快将舅舅缉拿归案，亲自审理。他把平民百姓送来的状纸一份份都摆在面前，又令衙役找来原告和证人，然后让衙役将舅舅带上大堂。舅舅抬头一看，坐在堂上审他的竟是自己的外甥，气得扑上前去要打包拯，立刻让衙役拉开了。但舅舅嘴里还在骂包拯不仁不义，包拯怒喝道：“大胆罪犯，你为非作歹，扰乱乡里，不但不老实认罪，反辱骂本官，是何道理!拉下去，打!”衙役们立刻将舅舅拉下，重打四十大板。从此，他那些亲戚们再也不敢仗势胡为了。
包拯不仅自己不徇情枉法，在朝中做官，也以立朝刚严，不畏权贵而著称。他一再弹劾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说他扰乱法纪，说他是“清朝之污秽，白昼之鬼魅”，并说宋?仁宗重用张尧佐有“私昵后宫之过”。宋仁宗只得说：“关于张尧佐的事，待肤召见文宰相再做商议。”包拯早知文宰相与张尧佐素有旧交，但他仍然不顾压力直言进谏，仁宗最后只得再下诏书，免去张尧佐的职务。与包拯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司马光，在他的著作中就曾经记录了当时京师人民关于包拯的歌遥：“关节(贿赂之意)不到，有阎罗包老。”
包拯要求改革弊政，反对因循守旧，尤其是他不畏强暴、除暴安良，敢于为民请命，是符合当时的人民愿望的。后来，皇帝正式任命他为礼部侍郎，他因为积劳成疾，一直没有接受这个职务。公元1061年，包拯因病重辞官为民，回到了合肥老家，第二年冬就病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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