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上台后，首先对共产党和左派势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并一手策划了“国会纵火案”。
1933年2月27日晚上9点多钟，坐落在柏林共和广场的国会大厦突然浓烟滚滚，烈焰四起。一道红光照亮夜空，很快火舌吞噬了大厦的中央圆顶，这座用10年时间建成的巨大建筑物笼罩在浓浓的烟雾和火光之中。接着，国会官员休息室、国会大厅、议员物品寄存问、议会厅纷纷起火。显然，国会失火了。
国会失火的最先目击者是21岁的排字工维尔纳·塔拉。他在国会着火的一刹那看到有个人影在火光中跑动，于是，立刻向一个往南侧走的警察报告，但警察不予理睬就走掉了。他继续向北跑，终于碰上了气喘吁吁跑来的一名警察和目击者，随即他们向派出所报告了火警。
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于9点15分就接到了一位民间人士的报告，巡查部长拉泰特带了两名警察立即驱车直奔国会大厦，但半途这位不知名的民间人士却溜掉了。几乎与此同时，位于林登街的消防总署也接到火警报告，并立即命令离国会大厦较近的第六和第七消防队出动。霎时，国会大厦附近顿时忙乱起来。
拉泰特巡查部长指挥消防车准备从南侧的二号便门进去，但这个便门关着，只好绕到北侧，从五号便门进入国会大厦，这时国会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也来了。进入国会大厦，他们便往起火处跑去。拉泰特在现场发现一个火石，在断定是有人故意纵火之后，便带着一名警察跑出五号便门，去请求增援。
舒克拉诺维支同另一名警察继续边察看火势边扑火。当他们来到大厦东南部的“俾斯麦厅”救火时，厅里面有一个人见到他们转身就走。两人立即追过去，端枪高喊：“站住！举起手来！”
那个男人浑身发抖，话音未落便立即停住脚步。“为什么放火？”舒克拉诺维支问。
那个男人情绪激动，脱口道：“这是信号！这是革命的烽火！”一名警察上前搜查男人的裤兜，掏出了传单和护照，传单内容原来是德国共产党鼓动的“阶级斗争”。护照上贴着一张免冠照片，上写：玛丽努斯·范·德·卢贝，1909年1月13日生，莱登·荷兰。逮捕了卢贝之后，舒克拉诺维支拿到钥匙，打开了二号便门。
救火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着，在消防队员的奋力扑救下，食堂等处的火势很快被扑灭了，只有会议厅仍是一片火海。9点30~9点45分，议会厅的火势达到高潮，站在10公里以外可看到从房顶喷出的浓烟和火焰。直到11时，大火才被完全扑灭。
接到纵火通知后赶来的刑警，在政治警察部长鲁道夫·狄尔斯的指挥下，开始了侦查。刑警们向国会大厦的守卫、职员和闻声赶来的纳粹党议员询问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是谁，守卫温特答道：“是共产党议员托格勒和凯念。”温特又被问到他们离开的时间，他答道：“晚上10点。”
三名纳粹党议员提供的证言是：“当天上午，托格勒会见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共产党议员团室许多人进进出出，很忙乱。”
第二天上午9点30分，身为国会议长和普鲁士内务部长的戈林首先惊慌地赶到国会大厦。10点20分，希特勒和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也匆忙赶来了。希特勒对一旁的外国记者说道：“这是神的指示，我们要消灭共产党人！”
当夜，德国政府发表通告宣布是共产党人放火烧了国会大厦，并声称纳粹冲锋队在现场抓到的一个名叫卢贝的荷兰“共产党员”是“纵火犯”。
第二天，希特勒党徒按照早已拟定好的名单开始了大搜捕。希特勒又颁布了紧急法令，勒令解散除纳粹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取缔工会及一切结社、集会。
根据魏玛刑法规定，警察对有犯罪之虞的人，只能拘留24小时。可是，纳粹政府一上台，普鲁士邦便修改了这项规定，改为可以拘留3个月，只是附加了一个条件，即被拘留者如有不服，有权上诉到法院。这样，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平主义者、进步知识分子、律师和新闻记者遭到当局逮捕。
纵火案发生的第二天，德国共产党议员团团长托格勒在他的朋友、律师的陪同下，去柏林警察厅说明情况，谁知他刚到就立即被作为纵火嫌疑犯逮捕；而凯念则流亡到了巴黎。3月3日，德国共产党总书记恩斯特·台尔曼也落到警察手里。3月9日，共产国际西欧局负责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因饭店侍者赫尔麦的告发而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另外两位保共活动家布拉戈伊·波波夫和瓦西里·塔内夫。
很显然，这是个蓄谋已久的阴谋。
其实国会大厦纵火案的真正元凶是纳粹头子希特勒。“伟大的政治家必须会撒大谎”是他的自供状及指导思想。正是这位政治拳脚施展得圆滑透顶、幕后交易得心应手的煽动家与善于制造阴谋的人想出此招。
希特勒及其喽罗们为夺取权力，实行独裁，不惜制造出耸人听闻的国会纵火案，演出了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贼喊捉贼的戏剧场面。他们以此为借口，党同伐异，大权独揽。从此，纳粹德国一步步走上专制之途，并迅速拧紧战争发条，因此，不少西欧现代史学家把这一事件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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