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回顾历史，邓小平对美国9天时间的访问，不仅令中美关系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也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宾主尽欢，轻松愉悦，但在背后，两国曾为建交走过了一段漫长而荆棘丛生的道路。这段往事，使得邓小平走上美利坚国土的那九天，显得更加来之不易。
1978年秋天，出访朝鲜回来的路上，邓小平来到东北三省视察工作。当听取了辽宁省委和本溪市委的领导汇报后，邓小平说：“我知道，你们还是比较好的。在国内你们不错，在国外与发达国家比，你们还是落后的。”
邓小平之所以这样说，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要承认落后”
1978年初，刚刚走出极左思潮的中国将汲取外国经验列入了议事日程，这年2月，国务院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要求。很快，三个中央级的考察团被派往西欧、东欧和港澳。
赶赴西欧的代表团由谷牧率领，他们分别前往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在那里，他们受到的冲击可以用“震撼”来形容：
联邦德国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的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职工。而在国内，产同样多的煤需要8万人。
瑞士伯尔尼公司的一个水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12人。江西江口水电站装机2.6万千瓦，要用298人。
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350万吨，有7000职工。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有6.7万名职工。
回国后，谷牧向中央汇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作，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邓小平对中国的落后显然心里有数，早在1977年，邓小平在会见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代表时指出：“我们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国人谈话都是讲这些话，有些外国朋友觉得惊奇，这有什么惊奇？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道理很简单，起码有个好的愿望，就是要干，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
1978年10月邓小平说：“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还说：“现在使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
邓小平主张客观地认识那些过去曾被长期否定的东西。1978年，辽宁省一本为儿童编写的英语教科书中，描写了“一个住在伦敦的可怜的英国女孩”的生活，把现在的英国依旧描写成像狄更斯时代那样贫穷。邓小平得知后立刻批示说：“此类材料，在英国会成为笑话。这是编者和出版社对外国无知的反映。请教育部调查一下，采取办法加以改正。”
当然，最好的了解外界的办法，莫过于亲自去走一走。1978年12月14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奉命紧急会见邓小平，代表美方向中国提出了两个建议：一个是约定双方于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9时同时宣布建交公报；另一个是建议邓小平于1979年1月29日、30日和31日开始访问美国。邓小平表示赞成，并且选择了美方提供的方案中最早的那个时间：1979年1月29日。
其实早前的11月29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已经表示，“我现在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到华盛顿去，不晓得能否实现。美国人总是说，你为什么不到华盛顿去？那里有台湾的大使馆，我怎么能去呢？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了，中国领导人就可以去了。”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坐标系中意味着什么？
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在访美前夕会见美国客人时，曾阐明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他说：“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曾陪同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李慎之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邓小平如此重视美国是因为他认为，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
未竟之路
事实上，中美建交，也许本该更早完成。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与中国签署了中美上海公报，这意味着中美两国结束了22年隔绝的状态。
对苏联威胁的抵御，是两国走到一起的原因。不过，尽管开了一个不错的头，中美关系后来的道路又不太平坦。一开始，中美两国一度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美建交的时间表，锁定在尼克松总统竞选连任以后，但是1974年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继任的福特在再一次加强了美台关系，但却加剧了中美的争执——台湾问题，一向是两国分歧的焦点所在。
1975年5月6日，福特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次保证，他将信守对“盟国”承担的义务，并特意提到台湾。他说:“对台湾的义务———包括规定美国有义务保卫这个岛屿的安全条约———是有利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的事情之一。”这番表态令台湾当局深感欣慰。
1975年12月1日，美国总统福特来到北京，邓小平与他进行了三次会谈。邓小平坚持美方对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三个原则，但福特只是期待中国承诺不用武力解决问题，强调：“我们期待着你们政府和台湾之间的问题的任何解决将会通过和平方式。”
尽管分歧很大，邓小平依然认为中美高层接触是必要的，他对福特说：“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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