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事下的殚精竭虑
有人曾问周恩来秘书纪东，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有其他领导人，平时相互往来是不是很经常、很随意，像串门、走亲戚一样？纪东说，毛主席与周总理之间的联系沟通，大体上也有这么几种方式：一是写信，书面来往，这是最主要的方式；二是通过联络员传话，这种情况也不少；三是周总理同毛主席处通电话(或写信)，事先预约；四是利用陪毛主席会见外宾的机会报告请示一些事情；五是在毛主席召集会议或约见的时候。
因为后来几年毛主席身体不太好，所以，总理见主席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随便。1974年底，重病的周总理坐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两人长谈到深夜，这是难得的，也是少有的。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和兴奋，两位老人家能这样促膝长谈太好了。
周总理那时候很艰难，在一次会议上，“四人帮”对周恩来进行了围攻。在这次会上，周恩来问人家要了一支烟。“我们知道他从不抽烟，但是他当时要了一支烟，拿在手里，最后把它揉得粉碎。”
1970年夏的一个下午，纪东在整理周恩来的办公桌时，无意间看到一张白纸上用铅笔写的几句戏文《不公与不干（西厢记）》：“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缓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纪东曾在接受采访时对此解读：“总理是在无奈之下写的。二八月是最难做的，因为二月八月乱穿衣啊，冷不定，热不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天气变化无常，因为正是春夏交接，或者是秋冬交接的时候。总理写出这几句诗来，可能就是一种发泄，发泄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但是写完也就完了，他还得照样地去工作，去忘我，去为大局着想。”
在纪东的记忆中，周恩来不仅与“四人帮”进行斗争，还尽力保护和鼓励其他领导干部。
周总理和秘书们说的最后一句话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曾两次问纪东：“小纪，总理在林彪叛逃后曾对国务院的几位领导说，‘中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难啊!’总理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泪光。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纪东说：“还有几个人呗。”纪登奎又问：“还有什么？”纪东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纪登奎也笑了笑，说了句：“总理是不容易啊！”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对他在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在身体和精神上的“苦”和“难”是深有体会的。
日复一日的超负荷运转，加上不断加重的癌症，摧毁了他的健康。总理一生大风大浪，从未怕过死。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发展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
每次做大手术前的一两天，他都要把秘书们叫到病床前，听秘书一件件汇报近期急需批阅的文件。当秘书们含着眼泪离开病房并祝他手术顺利时，他却笑着安慰秘书们：“不一定，两种可能。”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能顺利下了手术台，还会谈工作；如果下不来，这就是诀别。
提起8年中最难忘的记忆，纪东说，“是周总理和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
1975年9月下旬开始，周恩来病情加重，再也没能离开病床。纪东回忆，周总理逝世前8天，把钱嘉东、赵茂峰等几个秘书都叫到床前，当时，周总理已经非常虚弱，但他还是从被子里伸出了右手，以示平等，然后和秘书们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们都来了？向家里人问好。我累了。”说完又陷入了昏迷。“我在总理身边工作了8年，哪怕是连续工作二三十个小时，都没有听他说过一句累，但周总理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个字，却是‘累’。”每每谈及此，纪东都哽咽落泪。
作为国家的总理、政治局常委和中共“十大”后党的副主席，周总理所处的特殊位置，让他集党政军日常工作于一身。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对上必须服从，对几种力量必须平衡。在不同的时期，他有时候只能在“屈就”中去抗争。为了不在斗争中“崩盘”，有时就得忍，在忍中去寻找时机。
林彪叛逃后，“四人帮”更加猖狂，公开向总理发难。这中间，还有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康生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的狡诈和诡秘也很难防范。鉴于党和人民利益所系，斗争和大局的需要，周总理不得不巧妙、策略地周旋，有时也还不得不痛苦、违心地选择。这才是总理说不出的“苦”和“难”。
周总理曾有过两个孩子
周总理的早饭，永远都是一小块普通面包，上面先涂一层果酱，再涂一层黄油，由警卫员在一个自制的铁丝炉子上加热了来吃，再配一杯豆浆或者是一杯牛奶，从来没有变过，中餐也就是一荤一素加一个汤。有时候因为公务繁忙，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找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拿十几颗去了皮的炒花生米，垫垫肚子。有几次，邓颖超同志看着周总理这样很心疼，就在一个保温杯里放了粥，好让总理饿的时候喝，但因喝粥的声音很大，总理还不好意思喝。
作为照顾周恩来生活起居的秘书，纪东也见证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诸多感人瞬间。
1969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总理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因越美战争，邓颖超对周恩来的安全十分担心。
周恩来从越南返程回家时，“一进门，邓大姐就急匆匆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上前，边走边说：‘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总理‘哈哈’地笑着，他把大姐揽到怀里，两人温柔而又有风度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总理深深地在大姐的脸上吻了一下。”
众所周知，周恩来一生没有子女。但纪东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周恩来有过两个孩子。“在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情况汇报会上，总理突然和在场的几位领导说，其实他也是有过两个孩子的”。“第一个孩子因为邓颖超同志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工作拿掉了。第二个孩子还在邓颖超同志肚子里的时候，正好赶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42），周总理和很多共产党员被通缉，当时邓颖超同志躲在一家医院里，刚好面临生产，但因为孩子太大，有九斤多，不好生，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孩子头出不来，医生就拿钳子夹，后来孩子头部受伤，很快就夭折了。”
“当时周总理说的时候眼含泪花，我们听着，心里也很不是滋味。”纪东说。
（摘自《新京报》、《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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