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是唐朝历史上惟一以皇太叔即位的皇帝，又是晚唐皇帝中顺宗以后的11帝中寿命最长的一位，他死于大中十三年（859）八月，享年50岁。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是晚唐的皇帝中最杰出的一位，《资治通鉴》载：“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大家都知道唐太宗以及他一手开创的贞观之治是何等的盛世，而宣宗李忱的成就竟然能用太宗和贞观之治来形容，可见其不凡之处。二十年来的政治斗争经验锻炼了他的权谋智略，流落民间的非人待遇使他更加了解民间疾苦，这些都在李忱登基之后井喷般的爆发出来！
唐宣宗李怡（后来改名李忱），唐宪宗之子，是唐朝的第十八位天子。年轻时为了免受政治迫害，韬光养晦，故意装傻，大家都认为他窝囊得很。唐武宗病危时，宦官们为了找个好控制的人当皇帝，就把37岁的光王李怡立为皇太叔，并更名李忱，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
没想到，改名李忱的李怡登上皇位后，立即现出他精明能干的一面，一扫旧态，处理政务无一不合情合理，众人方知这是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君主。晚唐政治面貌为之一新。
唐宣宗勤于政事，孜孜求治。先是用极短的时间将武宗时重臣李德裕清除出庙堂，远调荆南节度使，这样的雷霆手段甚至使李德裕的政敌牛僧孺都感到措手不及，之后大加起用重视科举出身的牛党成员（宣宗本人极其重视科举），不但一举消灭了为患帝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牛李党争”。武宗时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大举灭佛，在宣宗朝也得到了适当的恢复。他以牺牲政府夺取寺院经济之利，争取信仰佛教的朝臣以及广大民众的支持，从而建立他的政治基础。厚实的政治基础，使他得以用自己的意志，来刷新政治。
唐宣宗即位后，决定宰相的人选，首先想到的是白居易，但下诏时，白居易已去世八个月了。于是，唐宣宗写下《吊白居易》，深表怀念之情。唐宣宗是爱才的，爱的就是白居易这样的杰出人才。白居易不仅有文才，而且有从政之才。他在野时撰写诗文，才华出众；从政时颇有业绩，光彩照人。
为政方面，唐宣宗努力仿效唐太宗，以“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为座右铭。朝政之余，唐宣宗非常喜欢读《贞观政要》。他将《贞观政要》书于屏风之上，每每正色拱手拜读。他重新整顿吏治，并且限制皇亲和宦官。他把死于甘露之变中的除郑李之外的百官全部昭雪，也曾经想根除宦官，但鉴于甘露之变的前车之鉴，未能有所行动。宣宗勤俭治国、体贴百姓、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阶级矛盾有所缓和，百姓日渐富裕，使十分腐败的唐朝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史称大中之治。
鉴于前朝晋升高官太滥的弊端，唐宣宗对高官的人数予以严格控制。官员各以品级授服色，自唐高宗上元以后规定，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啡，五品服浅啡，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绿，九品服探青，流外官及庶人服黄。时以紫、啡为高官，所谓的赐紫赐纬即为升高官。唐宣宗极为珍惜紫、啡，侍从官常备紫、啡二色服相随，然有时半年未赏出一件。他授官爵的原则是，不到规定时间的不授，没有政绩的不授，换言之，也就是不以个人好感相授，不以亲近相授。
他曾胃口不佳，苦干饮食。医人梁新为他治了数日，有了明显的好转。梁新以功求宫，然被一口拒绝，仅赏赐了钱财。他授官不仅依据有关机构的报告，且注重自己的调查。他外出打猎，听径阳樵夫说当地县令李行言不畏军人威胁，将数名强盗绳之以法，回宫后即授以紫服。他又听酸泉父老说其县令李君爽有惠政，亲手签了任命书，授为怀州刺史。
相反，对那些鱼肉百姓、作威作福的官员，不论职位高低，一经发现，必予以制裁。有个奉旨出外办事的使者，途经砍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投宿驿站，见所食之饼黑，竟鞭打释吏出血。陕貌观察使高少逸，将此饼进呈唐宣宗。待使者回朝，唐宣宗斥责道：“砍石为深山所围，此饼岂是容易得来！”遂将这使者发配到恭陵（唐高宗、武则天长子李弘之陵）去守陵。淮南大饥，民众大批流亡，带宰相衔的节度使杜棕却不理政事，荒于游宴。考虑杜棕有较高的德望，唐宣宗将他调为虚职，换人替代其职。
唐宣宗对亲属也不姑息。其舅郑光为节度使，唐宣宗与郑光讨论为政之道；郑光应对鄙浅，宣宗不悦，郑光终不复任民官。
唐宣宗最重视的是地方最高长官刺史，他认为整个帝国由各个地方所拼而成，这些父母官的政绩，直接关系到民心向背。他规定刺史人选被确定后，不准直接去上任，必须到京师来接受他的当面考察，以定可否。他对此的解释是：“朕以刺史多不得其人，而为害百姓，故要一一面见，询问其如何施政，以此了解其优劣，再确定是否可以任命。”
对外关系上，唐宣宗还趁吐蕃、回纥衰微，派兵收复了湟河之地，平定了吐蕃，“收三州七关，平江岭以南”，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是安史之乱后，唐对吐蕃的唯一一次军事上的胜利。
此后，孤悬于外的沙州（今敦煌）军民，在张义潮的带领下，驱逐了吐蕃守军，收复了沙州。他在被唐宣宗任命为沙州防御使后，又收复了瓜（今甘肃安西）、伊（新疆哈密）、西（新疆吐鲁番）等十州。由此，唐朝重新取得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权，在沙州设置归义军，张议潮升为节度使。
唐宣宗兴奋地说：“宪宗常有志收复河、迫地区，然忙于中原用兵，事遂未成。朕竟其遗志，足以告慰父皇在天之灵！”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九卷记载了唐宣宗与“明星”的两件故事——
先前几朝，乐工、倡优仗着皇帝的宠信，极是胡作非为，并屡屡于政，在朝廷中影响甚坏。此风延续到了唐宣宗朝，他铁面无私地进行了扭转。
优人祝汉贞，以滑稽着称，反应敏捷，能当场应景出语，且诙谐无比。唐宣宗以他能为自己解闷，很是宠信。有一日，祝汉贞说着说着，触及了政事。唐宣宗立即板了脸，说：“我畜养尔等，只是供戏笑，岂可干预朝政！”从此疏远了他，并在其子贪赃事发后，杖死其子，将他处以流放。
乐工罗程，弹得一手好琵琶，也极得唐宣宗宠。罗程倚恃宠，竟然因小事杀人，被关进大牢。乐工们为他求情，说他有绝艺，可为唐宣宗游宴助兴，要求赦免他。可唐宣宗却说：“尔等所可惜的是罗程的艺，朕所可惜的是高祖、太宗之法，”下令将罗程给杖杀了。
善于纳谏，是唐宣宗有别于唐朝晚期其他君主的一个重要特征。他曾想到唐玄宗所修的华清宫去放松一下，谏官纷纷上谏，谏得极为激烈，他由是取消了行程。
他纳谏的程度，仅次于唐太宗，不论是谏官论事，还是门下省的封驳（将君主不合适的诏令退回），他大多能够顺从。此外，他十分尊重大臣的奏议，每每得了大臣的奏议，必洗手焚香再阅读。
事也凑巧，唐太宗纳谏，得了魏征；唐宣宗纳谏，得了魏征的五世孙魏谟。魏谟是唐文宗读《贞观政要》后，思慕魏征，而在魏征后裔中找来的。魏谟入仕后，再现了魏征直言极谏之风。
魏谟在唐文宗时负责“起居注”工作，即记录皇帝的言行。一次，文宗皇帝派宦官来要取“起居注”去看，魏谟拒绝了，还上了一个奏本：“臣以自古置此，以为圣王鉴戒。陛下但为善事，勿冀臣不书。如陛下所行错误，臣不书之，天下之人皆得书之。臣以陛下为太宗文皇帝，请陛下许臣比职褚遂良。”
唐文宗览奏后，召见魏谟，说：“在你之前，我是常常要看一看的。”魏谟说：“那是史臣的失职，我岂敢再让陛下违规；如果注记要经陛下看过，执笔的史臣难免心存回避，所记的就不会完全真实，怎能取信于后代。”文宗只得让步。
唐宣宗登位后，拜魏谟为宰相。其他宰相进谏，唯恐君主不快，都委婉而谏，独他开门见山，无所忌讳。唐宣宗常叹：“魏谟有祖风，我心极重他。”
唐宣宗临朝，对待群臣如待宾客，从未有倦容。宰相奏事，他威严不可仰视。奏毕，他脸上放出微笑，让群臣闲语，或问里坊琐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经一刻时辰，复严肃地告诫群臣：“卿等好自为之，朕常担心卿等负朕，日后难以相见！”说罢，起身回宫。大中年间最得宣宗圣眷的宰相令狐綯就曾说过：“我秉政十年，皇上对我非常信任，但是在延英殿奏事时，没有一次不是汗流浃背。”但是宣宗极度礼遇大臣，施之以情待之以礼，非常的恭敬，如此一来恩威并重以威权驾驭大臣，被称之为智术治国。
唐宣宗还极度平易近人，宫中一些低下的杂役，只要宣宗见过一面就能记住对方的长相和名字以及所负责的工作，从来没有弄错过，这些宫人如果生病，宣宗还会派御医去为其诊治，甚至还会亲自前往探视病情和赏赐物品，这在历代君王中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
唐宣宗他不但记性好，且心极细。度支部门上报污损的布帛，奏表中将“渍”误写成了“清”，主管官以为唐宣宗不会注意，胡乱报了上去。岂知唐宣宗一眼看破，处罚了与此事相关者。
经常外出游猎的唐宣宗，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民间、了解民情，并且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但是天下之大，宣宗不可能全部走遍，为此他特意想了个办法，秘令翰林学士韦澳将天下各州的风土人情以及民生利弊编为一册，专门供他阅览。天子将其命名为《处分语》，此事除了韦澳之外无人知晓。不久，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下殿后忍不住对韦澳说：“皇上对本州事务了解和熟悉的程度真是令人惊叹啊!”韦澳当然知道，天子掌握的资料正是出自《处分语》。
与唐文宗一样，唐宣宗久有诛灭宦官的心愿。他为“甘露之变”扼腕长叹，但他又认为李训、郑注是小人，除此二人，他对当时所有死于宦官之手的朝臣予以平反昭雪。
为解决宦官问题，他以论诗为名，召翰林学士韦澳入内，屏退左右侍从，问：“近日外面舆论，对宦官的权势有何说法？” 韦澳答道：“陛下威断，宦官已大有收敛。”
唐宣宗闭目摇头说：“全非这样，朕尚畏其存在。卿有何良策？” 韦澳以为和朝臣商量，恐重招甘露之祸，不如在宦官中找一些有胆识者共谋。
唐宣宗否定了这建议。他又召宰相令狐绹商议。令狐绹的计策是：有罪必究，有缺不补，待其自然消耗，以至于尽。
然令狐绹的奏章被宦官发觉，从而此计非但难以奏效，反面加剧了南衙北司的矛盾，势成水火。
尽管大动作无法实施，然唐宣宗还是尽力抑制了宦官。宦官内园使李敬实气焰嚣张，遇到宰相郑朗不下马，唐宣宗立即剥了李敬实的官服，配给南衙当贱役。
唐宣宗又规定，凡是节度使有罪，监军（由宦官充任）连坐。宦官问题虽终未能全盘解决，然唐宣宗在整顿吏治上下了大功夫，非但收到了一些成效，且赢得了民众的颂扬。
唐宣宗是一个提倡节俭的皇帝，对于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
他的大女儿万寿公主，下嫁给起居郎郑颢，按常例要用银箔饰车，从宣宗开始，改为铜饰。公主出嫁时，宣宗亲自告诫她，到夫家要严守妇道，不得以皇家贵胄轻视夫族。有一回，驸马的弟弟郑觊得了重病，宣宗打发中使去探望。中使回朝，宣宗询问公主在否，中使答，公主在慈恩寺观戏。宣宗大怒，说：“朕有时怪士大夫家不愿娶公主为妻，至今才知其情。”于是命人把公主叫来，当面斥责道：“小郎有病，你为何不去看视，反倒去看戏？成何体统！”公主一看父皇发怒，吓得连忙请罪，表示洗心革面，不再敢犯。
让人吃惊的是，宣宗的二女儿永福公主，已经选定于综为驸马，下日就要下嫁，公主也很高兴。偏偏在一次和宣宗同席吃饭时，因为一点儿小事怄气，把筷子折断。宣宗大动肝火，愤然说：“你这般性情，怎么能嫁到士大夫家做媳妇？”当即传旨，令四女广德公主下嫁于综。就这样，永福公主眼睁地看着自己的未婚夫被父皇夺去，送给了妹妹。
历史上评价唐宣宗为“明君”、“英主”。唐宣宗时代，帝国虽然称不上是太平盛世，但起码也算是承平之局。“大中之治”落下帷幕后，历史给予了李忱很高的评价：“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由于宣宗李忱的励精图治，使得我们在时隔一千多年后，仍然能够在9世纪混乱不堪的历史迷局中，有幸瞥见一抹盛唐的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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