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后仓皇辞庙堂晋人隆重接驾忙
八国联军进北京,两宫御辇出京城。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中,1900年8月15日凌晨,慈禧偕同光绪慌慌张张地经由德胜门逃离北京,一路极其狼狈。为了加快逃跑速度,既不能多带东西,也不敢打出两宫“出巡”的旗子,更没有带多少侍从和军队,唯恐队伍过于庞大,引来八国联军的追赶。这些养尊处优的皇族亲贵,要车没车,要吃没吃,要穿没穿,究竟往哪儿逃也没有思想准备,只好听天由命。可谓“漫漫雾蒙天变色,潜潜泪下地无声。”
然而,逃难队伍一到山西,情况迥然不同了。在《庚子西行记》一书中,记载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路经山西太谷县的所见所闻,“十八日往太谷,去省二日程,未至二十里,榆柳夹道,路平如砥,旅店整洁,肴馔丰典,酒则黄白均有,肴则南北俱备,盖其地为晋省富户所萃,非如是不足邀其顾盼也。”从北京一路行来,与沿途“居民奔避,闾里萧然不见行人,”到旅店“车往至则无人应门”的情况相比较,不能不让人惊叹山西商人的富庶。
慈禧、光绪一行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三(8月27日)进入山西天镇县境内的。庚子事变时,慈禧、光绪在外流亡时间共一年零四个月。在这485天的时间里,慈禧、光绪从七月二十一(8月15日)离开北京,到进入山西,他们有53天时间在山西境内度过。八月十七(9月10日),慈禧、光绪抵达了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府(今太原市)。慈禧在太原停留了21天,这也是她自从八国联军对华开战以来生活最安稳舒坦的一段日子。闰八月初八(10月1日),慈禧继续向西安方向前进,在经过了徐沟县(今太原清徐徐沟镇)后,于闰八月初九(10月2日)抵达了祁县。行宫就设在当时祁县最著名的晋商票号“大德通”总号,受到了山西票号的隆重接待。闰八月十二(10月5日),慈禧“驾临平遥城……”平遥县知县沈士嵘接旨好不慌张,立即传来乡绅宋梦槐和各商号的财东布置接驾。全城市面一律张灯结彩,各十字路口架设黄布牌楼,从惠济桥到洪善驿的20里官道,从东城门直达郝家堡,黄土垫道,清水稍洒。沈士嵘和县丞等有顶戴的官员与平遥豪绅宋梦槐、陈汝猷、赵洪猷等以及“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百川通”……等几十家平遥商号的商人们,至驿站接驾。
二、 两宫逃难资费紧晋商筹款表忠肠
其实,当慈禧的车驾由河北即将进入山西时,最早获得这个消息的不是山西的地方官员,而是有四通八达商业网络眼线的山西商人,这就是祁县的乔家。乔家与官员的结合非常紧密,这是乔家商业发展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与朝廷官员的紧密联系,不仅使乔家最早得到了慈禧西逃的消息,而且给乔家带来了新的商业契机。在这里需要提到的两位重要人物,其中一个就是太原大德恒票号的贾继英。
贾继英(1875-1944),字俊臣,祖籍山西省榆次县郝家沟村。因家贫,迁居六堡村(今山西晋中榆次区北六堡村)。贾继英生于六堡村,从小跟随父亲读书。长大后,进入“大德恒”票号学徒。后因精明干练,有胆有识,善于应对,遂提拔他为“跑街”(商号叫“跑外的”),常驻太原,社会交往日广,在太原逐渐有了声望。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大德恒对于朝廷内外的战与守,掌握得十分清楚,甚至山西的不少官员,也要通过大德恒来了解朝廷对战事的态度和战局的动向。
八月十三(9月6日),为慈禧打前站的“粮台会办”吴永(后来成为曾纪泽的女婿)已先期到达太原,他一边让毓贤等人镇守固关,防止尾随的洋兵侵入山西。一边又让其他官兵维护社会治安,并动用官银,准备迎接銮驾到来。同时,他和新提拔的冀宁道台许涵度(原潞州知府,因馈献慈禧而得以升官),召集城内各大商号的商人们开会,动员大家为随行人马筹集饷银。由于此事发生突然,多数商号掌柜们不知详情,都不便冒然地与吴永见面,所以真正与会的多为二、三掌柜或者是指派的代表。其中,大德恒的代表就是贾继英。只是由他根据大掌柜闫维藩事先嘱咐,不仅带头行动自报捐银3000两,而且还详细陈述了捐银的利害关系,表明了晋商的爱国思想,从而使紧张的气氛很快趋于缓和,不到半天时间即凑到了10万两白银的巨款。为此,吴永对晋商满意,对贾继英也十分好感。临走时,两人交谈言笑,表示愿建友谊,互为来往。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大德通票号的经理高钰。高钰(1854-1919),字子庚,祁县子洪镇人。在执掌大德通票号的25年中,为扩展业务,获取高额利润,结交清朝官府庆亲王,追随巡抚赵尔巽。赵尔巽将所有的军政费用交其办理存拨,人称高钰是“二督抚”。自其任经理后,大德通盈利大增,声誉日隆,为当时祁县票号之首。慈禧出逃期间,高钰和随驾内阁学士桂月亭联系十分紧密。即将“西巡”这个绝密的军情信息,高钰是预先就了解到的。得到消息后,高钰做了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投资。他不仅把大德通里里外外装饰一番,用红绸缎作地毯沿路一直铺到票号总店,作为慈禧、光绪二圣的临时行宫,而且筹措银两,为慌乱出逃、行囊羞涩的慈禧准备了一笔不小的旅费。
三、 岑春煊索办钱粮贾继英巧智应对
山西商人富贾一方,名闻海内外,肯定会引来某些人的垂涎。在山西商人的这次借款事件中,有一位人物不得不提到,他就是岑春煊。岑春煊仰仗着太后的支持,打出了太后的招牌,也来跟山西商人借钱了。
岑春煊(1861—1933),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光绪年间的举人。在清政府官吏中,岑春煊以敢于言事、参劾官员而著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地区,朝廷谕令,要求各省督抚派兵进京“勤王”,但应命赴京者寥寥无几。此时,岑春煊已经调任甘肃藩司(即布政使,又称藩台)。在得到慈禧、光绪西逃的消息后,岑春煊“亟率所部,奔走访求,迎谒于南口途次”。根据记载,岑春煊总共率领马步兵2000余人,携带银子5万两,从兰州日夜兼程北上“勤王”,并且在岔道(今延庆县岔道村)和慈禧、光绪的逃亡队伍会合了。
到达太原后,岑春煊取代了吴永为“前路粮台会办”,直接指挥地方官员为太后一行解决钱粮、食宿等问题。他想借重振太后銮驾威仪为由,向晋商索要一笔巨款。太后到来之前,商人们已经力尽所能,有所捐奉。到太原后,吴永又来游说,又借走了10万两。此时的太原正处于混乱之中,慈禧准备继续逃亡西安,如果借出去,款项以后该由谁来还?岑春煊的做法,让很多商人感到为难,主动上门找阎维藩及贾继英商量对策。贾继英根据自己的认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三条意见,即:第一,不管岑春煊敲诈勒索,这项借款还应公开答应,这样,就能既给太后和朝廷圆了面子,也能显出晋商的实力和气魄,同时也说明山西商人一向是忠义诚信、爱国爱民的;第二,鉴于太后西逃太急,前途未卜,因而这项巨款不能实付,只能借口数额巨大,一时难以凑集为由,与之拖延和应付。至于将来如何?那要看形势的变化而再行决定;第三,根据晋商的惯例,这次借款要由山西地方官签字画押,一旦东南漕运转运的银两到达太原,应当如数还清债务,以免各个商号遭受损失。
闰八月初五(9月27日),山西地方官正式邀请岑春煊在太原商号座谈借钱事宜。贾继英根据准备好的三条意见慷慨陈辞,条条是道,句句是理,直说的与会商人同声拥护,也说得岑春煊等官员无话可言。最后,岑春煊也只好说:“各位体恤太后、皇上的遭遇,愿意鼎力相助,我一定禀报太后,嘉奖各位,只等大家凑集齐备,我再派人来取。”其实,岑春煊的话只是为其索要不成,找个下台阶的托辞罢了。慈禧听了他的禀报之后,内心中对山西商人颇有好感,认为这些人忠义厚道,又善理财,如有机会,可让他们为国效劳。
总之,当时年仅26岁的跑街揽业务的贾继英,之所以能在这次借钱事件中一举成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清了当时的形势,掌握了彼此之间的内部情况,而后又采用“口惠而实不至”的周旋方法,最终才收到了上下、左右都较满意的效果。
四、赞助两宫声誉起取信朝野获收益
商人素来不做亏本的买卖,贾继英、高钰等山西商人与朝廷官员的紧密联系,不仅使山西商人最早得到了慈禧西逃的消息,而且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商业契机。从此,贾继英与随驾大臣桂月亭、董福祥等或面晤或书信往来,交往甚密。慈禧也将沿路搜刮的银钱陆续存入乔家票号,获利颇多。慈禧、光绪回銮后的第三年,即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决定试办银行。西逃途中,贾继英的接应行为,给慈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慈禧特诏贾继英进京,筹办户部银行。当时本银为400万两,次年银行开市。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银行资本已增至1000万两,遂改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贾继英也成为中国的第一任银行行长。
山西票号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时虽有损失,但尚未伤了元气。韩业芳在《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中认为:“庚子之乱,虽在内地,而受伤者不过直鲁二省,肢体之伤,仍非心腹之害。”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说:“庚子之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持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会雾急,幸赖各埠同心,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是取信,分布遍放通国,名誉著放全球。”
在庚子事变中,山西晋商以诚信至上和团结一致,在全国乃至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获得了良好的声誉。落魄的慈禧、光绪一路西逃,途经山西,短短的53天,与财力雄厚,享誉海内外的晋商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风雨飘摇的混乱年代,在国力窘困、民生凋敝的时期,慈禧一行的逃亡,给山西商人与朝廷的密切接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也给清末举步维艰的山西票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机遇,更给有头脑、有眼光的贾继英提供了一个发挥潜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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