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作为邮资的凭证，又被称作国家的名片，有谁会料到，区区小纸片竟会引起各国谍报机关的青睐，成为传递秘密情报和策反敌方阵营的有力武器。
邮票服务于谍报战，最早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是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邮票谍报战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万里之遥的欧洲战场。
1959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广西南宁附近集结兵力，准备反击盘踞昆仑关的日军第5师团等部。为了防范日本特务刺探情报，军统加强了包括邮件检查、电话监听等一系列的保密措施。一个偶然的机会，军统南宁站特工在临近前线的苏圩邮局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有位中年男人几乎每天都要向沦陷区广州投寄信件，而且每封信上面贴的邮票都有所不同，但通过秘密搜查，并没有在信中找到机密内容。苏圩是西路军第二纵队的集结地，担负着阻止日军增援南宁的重要任务，兵力调动十分频繁，自然是日本谍报机关的焦点。军统特工于是和桂林行营取得7联系，将邮票种类数量与兵力布置情况相对照，很快就找到了内在的规律，比如4分面值的孙中山邮票代表驻扎4个步兵团，2分面值的帆船邮票代表驻扎2个炮兵团，1分面值的烈士邮票代表驻扎1个战车团。军统据此立即开展行动，除掉了以松本弘一为首的日本特务小组。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对谍报工作极为重视，指令北平的日伪特务倾巢出动在搜集情报的同时，要千方百计策反根据地个别意志不坚定的军政人员。没过多久，日伪特务在偏城县发现了合适目标，当地有位老人经常收到在八路军总部当参谋的儿子的家书，部队每次转移，儿子都会写信回家。日伪特务便以重金利诱邮局投递员，要其抄下每封信上邮票的邮戳地址。通过分析，日军掌握了八路军总部的转移路线和规律，并能较为准确地推测出下一个转移地点。1942年5月，万余日伪军根据邮票谍报和无线电定位，突然合围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临时暂驻地，尽管总部机关和大部分首长历经周折终于脱险，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壮烈牺牲，是抗战期间八路军遭受的最大损失。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新四军南通地下交通站的情报员的办法更是技高一筹，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更为隐秘地使用邮票传递情报。表面上看，情报员每天只是给乡下邮寄当天的报纸，但实际上是利用邮票齿孔做文章，记载日伪军的活动信息，比如一个日军中队出城，邮票下沿的齿孔就少一个，两个伪军中队出城就少两个，邮票左沿的齿孔就少两个，而一个日军大队出城，邮票上沿的齿孔就少一个，以此类推。日本特高科尽管也曾经怀疑过这些邮件，但一直苦于无法找到证据，只得作罢。
除了传递情报，邮票在抗日战场上还发挥着打击对方士气的作用。1942年，日本发行了纪念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1847-1954)的5分面值邮票，主要供侵华日军官兵使用。1945年初，当时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大批伪造了这种邮票并投放中国战场，用于向日军官兵和家属邮寄反战信件，动摇侵华日军的战争决心。但遗憾的是，1944年4月1日，侵华日军将普通平信的邮资费率从5分提高到7分，同年6月15日，日本又发行了面值为7分的东乡平八郎邮票。因此只需看一眼邮票面值，美国的反战信件很容易就被甄别出来。当然，此时的日本离战败投降的日子不远了，这个失误已变得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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