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据战俘管理局统计,从三座专门战俘营被送去执行枪决的共14587人,加上其他地方送来的战俘,一共枪决了15131人。另有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关押的犯人7305名,也一并被处决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枪毙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并在三年后成为这一悲剧事件的第一批无声的揭露者。
引子:柏林发现了卡廷森林里的巨大坟墓
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向全世界报告说,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一批埋有成千上万波兰军官尸体的巨大坟墓,他们都是被人有步骤并且熟练地处决的。柏林电台直截了当地说,这些坟墓中的1万多具尸体,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证。
德国人的证据是两份材料。
两份材料
第一份材料是1943年春由刑事学家和病理学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在考察了卡廷森林坟墓后写出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于是当时在纳粹当局组织下完成的,因此它的可信性一度受到了怀疑。但是其中的一些技术性分析就是在今天看来也很有意思。
卡廷森林:调查书
国际科学家委员会对卡廷万人坑研究而作出的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1943年4月28日到4月30日,一个由欧洲大学的法医学主要代表以及其他一些杰出的大学医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对卡廷森林波兰军官的集体坟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科学调查。这些集体坟墓的发现,最近引起了德国官方的注意,促使德国卫生部长康蒂博士从欧洲不同国家邀请一批专家到卡廷现场观察,以便有助于澄清这一特别事件。委员会中的成员们亲自听取了几个苏联当地目击者的证言,他们和别人一起都肯定地说,在1940年三四月间,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波兰军官通过铁路被运到卡廷附近的格涅兹多沃车站。波兰军官在那里下了车,然后被运送犯人的卡车运到卡廷森林,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委员会进一步考察了现场发现和由此推断出的事实,并调查了现场物证。据说,到1943年4月30日,982具尸体被发掘出来,其中大约70%的尸体已被辨别出身份。而在其他尸体上找到的文件只有在经过仔细地初步处理以后才能用来鉴定身份。在委员会到来之前,发掘出的尸体已全都被检查过,而且有大量的尸体被鲍茨教授(波兰布雷斯劳大学法医学和犯罪学教授)和他的助手解剖过。到目前已有7个集体坟墓被打开,其中最大的一个估计有2000具波兰军官的尸体。
委员会成员亲自解剖了9具尸体,提出大量的特别选择的尸体进行检验。已证实目前发掘的尸体都是头部中弹而死。在所有案件中,子弹都进入后颈。大多数情况下,尸体只中了一发子弹,很少有尸体中两发子弹,只有一具尸体后颈中了三发子弹。所有子弹都是从口径不超过8毫米的手枪中射出的。根据弹着点人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即射出的子弹都是枪口紧压着后颈射入或在最近的范围内打的。伤口出人意料的有规律……使人们假设,射击是出自有经验的人之手。大量尸体的手被同样的方法绑着,并且在一些尸体的身体和衣服上发现了四棱刺刀的伤痕。捆绑的方法和之前在卡廷森林发现的苏联公民尸体类似。一颗跳弹在打死了一个军官之后,又穿入坑内已死的尸体中,证实了下面的假设——射击明显是在壕沟中进行的,以免去把尸体运进坟墓的麻烦。集体坟墓位于森林中新开垦的土地上,坟墓被彻底平整并种上了小松树。集体坟墓是在高低不平的地方挖掘的,上层多是沙子,而在最低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地下水。尸体毫无例外地面朝下,肩并肩地紧紧靠着,一层叠着一层。坟墓四周的尸体明显排放得很整齐,而中间的尸体则比较混乱。根据委员会的一致意见,发掘出的尸体的制服,尤其是纽扣、军衔标志、装饰物、靴子的式样等等,毫无疑问是波兰的。
他们穿着冬天的衣服,经常能发现毛皮大衣、皮革外套、针织背心和典型的波兰军官的帽子。只有少数几具尸体是其他阶层的人物,有一具尸体是一个牧师。在检测衣服的同时也检测了饰物。尸体上没有发现手表或戒指,尽管从几本日记记载的确切日期和时间来看,主人把这些饰物保留到最后几天甚至最后几小时。在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日记、信件、报纸——的时间范围是1939年秋天到1940年三四月间。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最近的时间是一份苏联报纸上的1940年4月22日的日期。由于尸体在坟墓中位置不同而且彼此并排,它们腐烂的程度也不一样。根据奥尔索斯教授(布达佩斯大学法医学和犯罪学教授)的经验,检查尸体头盖骨发生的变化对于确定死亡时间十分重要。这些变化包括已经腐化的头盖骨表层石灰质外壳的不同层面。这样的变化在埋葬时间少于三年的尸体上是观察不到的。但是这种变化在第526号尸体的头盖骨上却被明显地观察到了。这具尸体是在一个大坟墓的表层发现的。
第二份材料是英国驻波兰流亡政府大使欧文·奥马雷在与部分从苏联来的波兰人交谈后,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安·艾登的报告。奥马雷列举了一些波兰人对卡廷事件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都对苏联不利,然后,他写道:
斯摩棱斯克离发现坟墓的地方20公里。它有两个火车站,在城里及其附近,从莫斯科通向华沙和从里加通向奥廖尔的两条铁路干线在此交叉而过。在斯摩棱斯克西面约15公里处是不起眼的格涅兹多沃车站,离格涅兹多沃只有几公里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所谓的“羊山”。这个小山所在的卡廷地区覆盖着荒废的原始森林。森林以针叶树木为主,但是在松树之间也点缀着阔叶木和灌木丛。4月份这个地方进入春季,5月初树木变绿。但是1939-1940年的冬天是历史上最寒冷的。当4月8日来自科泽利斯克的第一批人到达时,那里有一些地方还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当然,从车站到羊山的崎岖路上泥泞不堪。在格涅兹多沃,来自科泽利斯克、旧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的火车把它们的乘客卸在四面是铁丝网的监狱里,周围布满了苏联士兵。这里为接受他们所做的准备肯定使大多数波兰军官感到不安。一些人肯定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还能记起1919年卡廷森林曾被布尔什维克用作屠杀许多俄国军官的便利场所。一个名叫詹姆斯·拉斯科夫斯基的现居伦敦的波兰人告诉我,那时他11岁,每天晚上都要听一个名叫阿法纳西耶夫的刽子手讲他白天所干的工作。这个人住在他妈妈的房子里。他说,犯人们从监狱中被带到卡车上,沿着山村公路来到羊山,而且当他们从卡车上下来的时候,双手一定是被缚的。沮丧变成了绝望。如果一个人挣扎,刽子手就会把他的衣服掀起来蒙上他的头,系在他的脖子上,并把他带到万人坑的边缘。在许多情况下,被发现的尸体就这样蒙着头,蒙头的衣服在头盖骨的地方被子弹打穿。那些宁静地走向死亡的人一定看到了这恐怖的一幕。他们的同志躺在宽阔的深沟里。在坑的四周,他们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头对着脚排得整整齐齐,坟墓的中间却显得较为混乱。刽子手们踩着横七竖八的尸体,像牲畜围栏里的屠夫一样在血泊中践踏,拖拉着死尸。当所有这些已经干完,最后一颗子弹击穿了最后一个活着的波兰人的头颅之后,屠夫们——也许从小就受过这种训练——把他们的双手用于最清白的工作:平整土块并在屠宰场的上面种上针叶树。当然,移植小树在这一季节已经是相当晚了,但还不算太晚,因为三年以后,当波兰代表参观此地时,树叶刚开始干枯。
气候和针叶树有其自己的重要性。斯摩棱斯克的气候说明了这个事实:即尽管德国人在1942年秋天已经风闻有集体坟墓的存在,但仅仅到了1943年4 月他们才向世界公布了他们挖出来的东西。解释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德国宣传家为宣布他们的发现选择了一个政治时机,而是斯摩棱斯克的冬天把泥土冻得如此坚硬,以至于如果没有炸药或其他类似的有可能破坏尸体使之无法辨认的强力工具,挖掘是不可能进行的。1942-1943年的冬天格外暖和,德国政府可能在泥土一变得足够松软的时候就开始工作。那些小松树也值得格外注意。首先,它们是推定苏联人有罪的证明。因为考虑到1941年7月德军是在出人意料的胜利中占领斯摩棱斯克的,如果波兰军官是德国人而不是苏联人杀害的,德国人不可能还会费心用小树来掩盖受害者的坟墓。其次,一个称职的植物学家只要检验一棵小树就会弄清这些树是1940年5月还是1941年7月以后的某个时候种的。也许这个对苏联人是否诚实的检验应该立刻开始。
苏联人揭密
最直接和有力的证据来自苏联人自己。
1990年代,苏联学者围绕“卡廷事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专著,还出版了两本集中收集有关卡廷事件档案材料的文件集。这些直接来自苏联的历史档案,对揭示卡廷事件的真相,起了重要作用。
1988年,戈尔巴乔夫首次承认了卡廷大屠杀事件是苏联政府所为。一年后,叶利钦将政府和克格勃的1号绝密文件传给了当时的波兰政府。文件显示,1940 年的4月3日,斯大林亲手签署了屠杀波兰士兵的命令。苏联人并没有纳粹德国毒气室这样高科技的杀人手段,他们将波兰战俘分批带到卡廷的树林里,用德制的 ppk步枪在战俘脑后开枪。在机器作业巨大隆隆声的掩盖下,人为的屠杀在4月的每个晚上都进行着,直到5月,2万多波兰战俘全被杀害。
1990年4月13日,苏联塔斯社在雅鲁泽尔斯基访苏之际发表声明,正式承认将近1.5万名波兰军官被屠杀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苏联方面对卡廷悲剧“深表遗憾”。戈尔巴乔夫4月13日在会见雅鲁泽尔斯基时亲自移交了苏联方面找到的关于卡廷惨案的证明材料,并且向“波兰人民及死难者的亲友表示深切的慰问”。苏方的这一行动得到了波兰的赞许。同年9月,苏联军事检察院开始侦察卡廷惨案问题。1991年,波兰出版了关于卡廷等地被害者的最完整的名单,同年11月又在卡廷挖墓调查。
1992年10月14日,叶利钦总统的特使、俄罗斯国家档案委员会主席皮霍瓦到达华沙,向波兰总统瓦文萨移交了有关卡廷事件的两包“绝密档案”(复印件),总共20个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0年3月5日关于枪决1.47万名波兰军官和在狱中关押的1.1万名波兰公民的决定。波方立即将其中几个重要文件予以公布。至此两万多名波兰人被屠杀的悲剧真相大白。历时半个世纪的波苏(波俄)关系史上最大悬案——卡廷森林惨案真相水落石出。
让我们重新检拾那血的记忆——
1939年9月17日,苏联继德国之后出兵侵入波兰。苏军在兵力上的优势和波兰腹背受敌的处境,使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仅用10天时间就达到了消灭波兰国家,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既定目标。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即怎样处理大量的波兰战俘。
分类处理战俘和斯大林的批示
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苏联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一份重要文件。它集中体现出苏联政治制度的特征。
苏联对战俘问题从一开始就有所考虑。就在出兵当日,苏联国防安全部门最高领导者贝利亚致信莫洛托夫,转达了红军总参谋部提出开设8个战俘接收站和两个分配站的请求,同时建议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负责战俘接收站和分配站的守卫和解运工作。
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台了处理战俘问题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组建一个专门负责战俘事务的机构——战俘管理局。彼·卡·索普鲁年科少校被任命为战俘管理局局长。
在战俘管理局的机构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别科。它的职能是对战俘实施肃反工作。贝利亚在批准成立战俘管理局的命令里,特别强调了要在各战俘营开展肃反工作。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给各战俘营特别科下发指示,要求他们在对战俘进行登记时,要建立专门的战俘间谍案卷和侦察案卷,“对进行反苏活动、有间谍活动嫌疑、与波兰社会党、毕苏斯基分子、国民民主党分子、社会民主党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反革命政党和组织有联系的战俘,以及所有军官,都要建立履历案卷,这些案卷要登记在一个专门的簿册里。”特别科还应每月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和第一专门处提交业务报告,说明战俘营中关押战俘数目,其中军官数、宪兵、国家安全机构工作人员各有多少,以及建立履历案卷数量、获得的谍报数量、招募的暗探和情报员数量、被逮捕的人数有多少。
可见,从一开始,战俘营中的这个机构就被赋予了特殊使命。
据计算,至10月下旬,8个战俘营最多能关押68000名战俘,这与前线部队实际俘获的战俘数量相差甚大。这种情况,势必给战俘营的接收和管理工作造成巨大压力。
10月1日,一个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牵头的委员会讨论了战俘问题,建议对战俘进行分类处理。他们把战俘基本分成6类,并作出不同处理:①对居住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的士兵战俘,予以遣散回家;②留下25000名战俘修筑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的公路;③故乡被划归德国的波兰领土上的士兵战俘暂时单独关押在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战俘营,待与德国人谈判解决了他们的遣送问题后再送其回家;④为被俘军官建立单独战俘营,中校到将军的军官以及军政要员,关押在沃洛格达州扎奥尼凯耶营,其余军官关押在尤扎营;⑤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单独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⑥对拘留的近800名捷克人,以被拘留者身份一直关押至英、法与德国的战争结束,其中军官应单独安置;关押他们的是斯塔罗别利斯克战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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