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之意
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丞相诸葛亮率军出屯汉中，于沔水北岸阳平关下一个叫做石马的地方扎下大营，准备就此开始他一生劳而无功的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的处子秀。
次年，诸葛亮率20万大军，对外大张声势，摆出欲经由东部的斜谷古道攻取郿城(今陕西眉县，出郿城即兵临渭水南岸，直接威胁长安)的架势，并令赵云、邓芝率部盘踞箕谷作为疑军。曹魏负责西部军区事务的大将军曹真果然上当，以为蜀军志在长安，遂举众拒之于郿城。诸葛亮亲率蜀军主力出其不意，攻打祁山。蜀军军容整齐，赏罚严明，号令如山，魏国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应时叛魏应亮，一时间关中震动。魏明帝曹睿深恐关右不保，亲至长安督战。另派宿将张郃都督诸军，拒诸葛亮先锋马谡于街亭。
从上述战术布置来看，诸葛亮此役，其目的仅仅在于夺取凉州，而不是拿下长安和整个关右地区。这一点是很明显、很容易看出来的。
蜀中地势四塞险固，四面均有天险阻隔。尤其是直接受到中原政权威胁的北面和东面，地理优势更是得天独厚：北有秦岭横亘，东有三峡控扼。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蜀中历来被视为割据者的乐园。一者，由于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带来的与外界经济交流上的困难，导致蜀中经济具备了较其他地域更强大的独立性；二者，同样由于封闭性较高的地理条件，导致蜀中百姓与中原文化交流较少，因而蜀人在文化和心理上的独立性相对较高；其三，也是最重要的，这样四塞险固的地理环境可以使蜀中政权在强大的中原政权面前更容易生存下来。
这是刘氏割据蜀中的优势所在。但利弊从来都是相生相克，相追相随的。就刘备入川的弊端，从川中走出来的苏洵有过极其精彩的表述：“古代有志于夺取天下的人，最先考虑的往往是如何防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我就知道他最终不能有所作为了。诸葛亮其实没有见过真正的大险要，他以为凭借着剑门之险就可以不亡国了。我曾经仔细考察过蜀中的各处险要，结果发现：割据蜀中，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守不可出、出不可继的困境之中。兢兢业业尚且不能自保，遑论图谋中原!”
苏洵说荆州是诸葛亮丢弃的，这一点历来就存在着争论，但他从荆州之失看到蜀汉之亡，却是有些道理的。关羽手中丢失掉的荆州，虽然如笔者之前所分析的(详情可见此系列之四《扑朔速离——关羽覆败之谜》)在各个方面已经是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了，但对于整个蜀汉集团的战略，却也还有着另一层重要的作用：出川的跳板。
凭借着险要的地势和关隘，蜀中政权可以很容易地抵御强大的中原政权入侵而自保；同样，强大的中原政权也可以凭借这些险要的地势和关隘将蜀中政权堵死、憋死在盆地之中，即一是苏洵所说的“守不可出、出不可继”。入川就像是老虎进了动物园的笼子，进去了你可以衣食无忧；但要想再出来，获得自由，却是难上加难。
荆州的存在，最重要的意义是可以弥补蜀中政权出川难的问题。荆州丢失之后，诸葛亮首次北伐，其目的就在于寻找到一个类似于荆州的代替品，寻找到另一块跳板。
凉州，就是诸葛亮计划中的跳板所在。
此后六出祁山，诸葛亮的这一战略目标从未改变。
马谡之死
刘备临死之前，曾经告诫过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但诸葛亮似乎将刘备的谆谆告诫当作了耳旁风，左耳进、右耳就出去了。韬光养晦已久，至关重要的首次北伐，诸葛亮就重用了马谡，“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最后恰如刘备所担心的那样，马谡在街亭(今甘肃省秦安县陇城镇)一意孤行，舍水上山，犯了兵家之大忌，结果被张郃截断了汲水之道，遭逢惨败，部众四散流离。首次北伐的大好局面就此发生扭转，诸葛亮损兵折将，只得无功而返。
诸葛亮素有知人之明，却在马谡问题上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历来为史家所感叹。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以谢众人，习凿齿(东昔文学家、史学家)就此发表议论：“诸葛亮不能兼并上国，岂非理应如此……蜀汉僻陋于一方，人才少于上国，而诸葛亮杀其俊杰，以求收到其他人的驽钝之用，希望以此成就大业，不亦难乎!而且先主曾经告诫过马谡其人不可大用，岂不等于早就鉴定出了马谡并非什么人才了吗……如果诸葛亮知道马谡不可大用而用之，则违背了明主之诫；如果说对马谡的裁决有失公允，那就意味着他杀了有益之人。无论如何，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智者。”
事实上，马谡之死远远没有我们通常印象中所知的那么简单，这其中牵涉到蜀汉集团内部一场巨大的权力转移。
刘备生前，蜀汉集团存在着四大军区：荆州军区的关羽军团，汉中军区的魏延军团，永安一江州军区的李严军团。京畿军区的刘备直属军团。后来关羽军团彻底覆败，只剩下三大军团。李严直辖永安一江州军团的同时，拥有着对其他诸军团的节制权。
诸葛亮南征平叛所率部队，主要来自京畿军团——李严在诸葛亮南征期间不闻不问，永安一江州军团诸葛亮自然无法号令，汉中魏延军团身处前线也不可能抽得开身。南征的意义也正在于，诸葛亮从此将京畿军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建兴六年的首次北伐，除了前面我们所讲到的：为了攻取凉州或者凉州的一部分，为蜀汉集团寻求一块出川的跳板这一战略目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借此控制汉中军区的魏延军团。
魏延虽然是荆州人氏，但他却是刘备的部曲将(家将)，从来就不属于诸葛亮一系。刘备用魏延镇守汉中而不用闲得发慌的名将张飞，其着眼点就在于魏延这个“家将”的身份。诸葛亮在蜀汉集团内部费尽心机进行的权力转移行动，自然也少不了对魏延及其汉中军团的处理。
建兴五年。诸葛亮打着北伐统帅的旗号顺理成章地进驻汉中，从此魏延彻底告别了镇守汉中的方面军军事将领的身份，而蜕变成为诸葛亮麾下的一员偏将。此后，魏延头上先后被冠以这些职务和爵号：(北伐军)前部督、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南郑侯。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实践他在刘备面前许下的豪言壮语：“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诸葛亮违众起用名不见经传的马谡担任首次北伐的先锋，而弃用名将、宿将魏延和吴壹(吴壹之妹为刘备夫人，吴壹也非诸葛系之人)，其背后的用心实在良苦。诸葛亮刚刚变相地顺利接收了汉中军团，他并不想立刻给魏延立功的机会，他想把这个机会留给自己的亲信马谡——马谡自谓“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可见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马谡出任先锋，和诸葛亮刻意在军中培养亲自己的军事将领的目的是一致的。此次北伐，形势本来已经甚好，只要马谡能够稳重持中，不出纰漏，根本不需要他有什么突出的精彩表现，诸葛亮扶植他的目的就能达到。
至此，马谡只能一死。准确地说：诸葛亮只能选择让马谡一死。
因为用马谡而不用魏延，是诸葛亮独排众议的决定，诸葛亮必须就此负责。在诸葛亮上奏给刘禅的《自罪疏》中，有这样的句子：“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贵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不过，如果仅仅因为这一原因，诸葛亮大可自己多承担些责任，马谡尚且用不着去死。最关键的是，令马谡出任北伐军先锋的背后，隐藏有诸葛亮不可为他人道的政治阴谋。这就是诸葛亮在军中培植自己势力，削弱刘备时代的功臣元老。虽然事情做得隐蔽，但蜀汉集团内部也难免有人就此说三道四。马谡胜利了则万事大吉，诸葛亮也可以免遭任人唯亲之嫌，相反，可获任人唯贤之名，马谡也可以就此顺利进入军中担任要职；马谡一旦覆败，诸葛亮必然会招致海量非议，倘若马谡再获得从轻发落，舆论必然会朝着更加不利于诸葛亮的方向发展，唯有对马谡施以最重的处分——斩首，方能平息蜀汉集团内部鼎沸的议论。
故而从一开始，马谡这个先锋就处于只能取胜、不能战败的逆境。为了诸葛亮的政治利益，丢失街亭的马谡必须去死。
魏延之死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随后，魏延因为与杨仪争权而成为叛徒，兵败身死。作为诸葛亮一生最后一次北伐的最后一声余韵，魏延之死显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开门见山地说，种种迹象表明，魏延是被诸葛亮刻意设计的逼反杀掉的。
杨仪当政，是魏延作乱的主要原因，陈寿当年已经替魏延在一定程度上平了反：“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而杨仪与魏延之间的水火不容，诸葛亮是早就深知的，明知这一点却在临终之际安排杨仪统帅诸军撤退，这一举措要么属于失策，要么就是刻意为之。
杨仪的个人品质很成问题。杨仪早年因个人才干出众而被刘备选为尚书，但他却和自己的直接上司尚书令刘巴搞不好关系，无法开展工作，最后只得外放遥领闲职虚职弘农(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市北部)太守。魏延死后，杨仪用脚践踏魏延的首级，破口大骂：“庸奴!复能作恶不?”如此行径，可见杨仪还是个小人。据此可以粗略判断，魏延和杨仪之间的矛盾，主要责任应该在于杨仪。
对于二人交恶的起因，史书如此记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魏延的矜高似乎成了祸端的导火索，其实不然。当时，除诸葛亮之外，刘备时代的老臣重臣们基本上已经全部消亡殆尽，唯魏延一枝独存，资历最深。魏延确实有“矜高”的资本，他获得这样的尊重其实并不过分。但作为诸葛亮身边极亲密的红人(丞相长史)，杨仪很清楚魏延在诸葛亮心目中不被重用的尴尬地位。以杨仪一贯的“狷狭”性格，他根本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去尊重魏延相反，杨仪很可能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魏廷的蔑视。所以，魏、杨交恶的主要责任人是杨仪，不会有错。
魏延和杨仪之间交恶到什么程度呢?《蜀书·费祎传》如此记载：“时值前军师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互相憎恶，每次并坐争论的时候，魏延往往愤怒地举起刀向着杨仪比划，杨仪则往往泣涕横集。费祎经常在二人之间做和事佬，终诸葛亮之世，能够各尽魏延、扬仪之用，全赖费祎的匡救之力。”魏延举刀相向，有欲杀杨仪之心，可见二人仇隙之深，已是水火不容，无法化解。
让杨仪为首统帅三军撤回汉中，是诸葛亮临终时的安排。这一安排，必然会激起魏延的反对和抵制。但这一安排的意义如果仅仅止于临时应急，以求蜀军全身而退，其实还不足以完全令魏延武装“反叛”。事情的关键是诸葛亮在杨仪身上的这一安排其实还另有文章：借此暗示众人，将杨仪打扮成自己最热门的继承人人选。杨仪能够当政，这一点才最致命。魏延深知，杨仪当政，自己不可能再有好日子过了。诸葛亮在世之日，最多让自己怀才不遇，不获重用罢了；杨仪一旦执政掌军，自己就可能只有一种结局——死定了。魏延绝对不能坐视杨仪慢慢找机会砍掉自己的脑袋。不反杨仪是个死，反杨仪最多也是个死，选择后者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从安排杨仪率军后撤，到将其打扮成自己最热门的继承人人选，这一切都不是诸葛亮病糊涂了之后的失策，相反，这是他刻意所设的一个局，为魏延所设的一个死局。
第一，诸葛亮召集杨仪、费祎、姜维3人商讨自己死后的退军事宜时，没有通知魏延。魏延身为北伐大军的前锋大将，理应参加这样重大的会议。当时魏延的前锋大营仅仅“出亮营十里”。策马往来，10里地其实最多不过20分钟的时间。如此短暂的距离，却不通知魏延参加，岂不可疑?
第二，如果诸葛亮有意保全魏延，寻求蜀军的团结，那么他应该选择杨仪之外的其他人作为统帅三军回撤的人选。丞相府司马费祎、丞相府参军姜维均可胜任。尤其是费祎，此人在魏，杨二人之间斡旋多年，用他为统帅，自然可以同时兼顾到魏、杨二人的情绪，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但诸葛亮指定的却是这3人中间最不合适的人选：杨仪。
第三，临死之前，诸葛亮早就把密表送到了刘禅手中，指定蒋琬为自己的继承人。但退军之际，军中以及社会上却到处流传着杨仪最有可能是诸葛亮指定的继任执政者的消息，而且杨仪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领军顺利撤回汉中，诛讨了魏延之后，杨仪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朝廷送来聘书，让自己“代亮秉政”。当最后的结果是仅得一中军师虚职的时候，杨仪变得极其愤怒，“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於五内”。这些连杨仪本人都深信不疑的流言是偶然出现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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