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当年在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任职时，是中层官员，收入不菲。他已届中年，如果长期没有家庭生活，难免引人猜疑。遵照党的指示，1930年上半年，李克农写信请夫人赵瑛带孩子到上海团聚，担当掩护工作。
赵瑛到上海之后，李克农租了一套大房子，新购了家具。他经常西装革履，手戴金戒指，出入酒馆茶楼假装会晤朋友，摆出一副绅士派头，让人不敢怠慢。
为了工作需要，组织又派宋治家(与李克农是安徽同乡)到李克农身边工作，公开身份是“佣人”，实际是秘密交通员。宋治家去送午饭，李克农经常当着众人的面，随意训斥，不是饭菜凉了，就是口味不好，接着就是“笨蛋”、“混账”一通谩骂。宋治家总是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完全像个听话的奴仆，有时还故意抹眼泪。
为了节约开支，省下钱做活动经费，回家后，李克农总是赶紧将西装脱下叠放整齐，换穿普通衣服。饭菜也很简单。没有床位，孩子们晚上就睡在饭桌下面。赵瑛平时带孩子在外面玩耍，其实是暗中放哨。
因为经济困难，宋治家很想挣点钱，减轻李克农的负担。有一次，他看到几个穷人帮助推人力车上桥，可以弄到一点施舍，便也跟着推了几趟，谁知钱刚到手，便被当地几个土霸王打了一顿。宋治家回到家中，李克农见他被打，忙问怎么回事，起初宋治家不肯说，李克农以为他在外边干了什么坏事，很生气。等到宋讲出事实，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为周恩来打掩护
抗战时期，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影响不断扩大，国民党方面把它看做眼中钉，派遣特务监视并干扰破坏。办事处门口摆小摊的、卖香烟的、拉洋车的、闲聊逛街的，许多都是特务分子装扮的，专门监视办事处的活动。
身为办事处处长的李克农在这方面经验丰富，特务们的雕虫小技，逃不过他的眼睛，有时还跟他们玩点小把戏，弄得特务们哭笑不得。
一次，周恩来约见一位外国朋友，为避开特务盯梢，把地点安排在郊外僻静的地方。李克农陪同周恩来乘车赴约，开车不久，他们便发现有特务跟踪，便让司机加快速度，把“尾巴”甩掉，汽车快速开到预定的约会地点，猛然刹车，周恩来迅速转身进入外国朋友的汽车，立即开走。
等到特务的汽车赶上来，李克农故意把车停在路边，装作修车的样子，并对特务们招呼说：“车坏了，请你们帮忙修修，怎么样!”特务们没见到周恩来的身影，再看到李克农笑眯眯的模样，只好失望地离开。
与陶铸上演“三岔口”
为便于掩护，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电台设在“董必武会馆”(汉口安仁里的一座小楼)，这里也是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的秘密据点，除了直接从事电台机要工作的少数人员外，其他人都不允许进入楼房，电台在二层的阁楼，管理更为严格。当时，身为长江局秘书长的李克农常去阁楼检查工作。陶铸时任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也常在那里出入。不过，那时李克农与陶铸两个人只知其名，还未见面，互不认识。
一天傍晚，李克农又来检查工作，刚到门口，夜色中看见有人往电台门口走去，以为是坏人，立即迎上去问：“你找哪个？”陶铸看见有人在省委机关内部的电台门口，挡住他的去路，也很惊讶，就说：“我谁也不找，进去看看”，边说边往里走。
李克农一看急了，就走上前去，抓住陶铸的胳膊往外拉，陶铸也急了，就把李克农往旁边推，两个人在走廊里推推拉拉，厮打起来，李克农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只能睁眼乱抓；陶铸被拦住进不去，也弄得满脸通红。
他们吵架打闹的声音，惊动了楼内工作人员，出来打开电灯，看是怎么回事？原来，一边是长江局秘书长，一边是中共湖北省委领导，因为发生误会，打得不可开交。情况讲明之后，李克农与陶铸两个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许多年之后，李克农与陶铸在北京相遇，提起这段往事，都为两个人演出的这段“三岔口”捧腹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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