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毛泽东和贺子珍既是亲密战友，又曾经是患难夫妻。他们的婚姻是中国革命史上最著名的红色婚姻之一。他们的十年婚姻、撼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和几十年的悲欢离合，充满了传奇色彩，不断吸引着人们去追寻、探究、品味和思索，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感慨和启迪。
贺子珍的初恋情人并非毛泽东。但毛泽东却是贺子珍一生唯一的真爱
毛泽东和贺子珍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他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并得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地方武装的支持，从此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而毛泽东与贺子珍相识不要忘记两个人，一个是袁文才，另一个叫王新亚。
毛泽东一来到井冈山，袁文才就把他安排住在茅坪洋桥湖一个叫谢兆瑞的人家，睡在进门靠右侧的前间屋子。而此时，贺子珍也住在这个姓谢的人家。慢慢地34岁的毛泽东和18岁的贺子珍就熟悉了。而毛泽东“每次出发前都去找贺子珍，敲她的门。贺子珍说：‘有话到窗口说。’她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主席说：我要走了。她心想：你要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吗要跟我讲？所以，以后每次主席要走，都来敲敲她的窗。他知道门是敲不开的，她是肯定不开门的。当时，贺子珍很有个性，心目中已经定了一个爱人。”
这个人名叫欧阳洛，是江西地区最早参加革命的人之一，当时是贺子珍的领导，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30年被捕牺牲。当毛泽东告诉贺子珍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开始她根本都不相信。“毛主席追求贺子珍很久，人家都笑他。他看中贺子珍有文化、是当地的才女，而且有性格，为了革命宁可牺牲自己的精神。”有一次，毛泽东和朱德正在开会，贺子珍也参加了。这时，敌人来了。贺子珍二话不说，自己出门骑上一匹没有马鞍的马，手上拿着两支枪，东西各放一枪，把敌人引开了。她转了一圈把敌人甩掉后，自己平安回来了。贺子珍的这股子英雄气也深深地吸引着毛泽东。慢慢地，他们相爱了。
而王新亚是上井冈山之前毛、贺双方都认识的唯一的人。王新亚是一名北伐军官。当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上井冈山的时候，王新亚却带着他的农民自卫军向湖南进发。分手的时候，王新亚还通过贺敏学留给贺子珍100块银元。
在湖南浏阳，王新亚和毛泽东会合，并向毛泽东介绍了永新、安福在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情况，讲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以及罗霄山脉的地理位置。毛泽东正是从王新亚那里得知井冈山的群众基础和地形条件比较好，才决定在起义失败后转战井冈山的。
当穿着破旧的灰布中山装、脖子上系着红绸带的毛泽东收拢余部，带着衣衫褴褛的队伍，跛着化脓糜烂的双脚在井冈山和袁文才、王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毛泽东就看见了一起来欢迎他的贺子珍。当袁文才告诉他贺子珍是永新县委的干部的时候，毛泽东看她这么年轻，又那么精干，很是佩服。就这样，18岁的“永新一枝花”、被人们当作神秘的“压寨夫人”的贺子珍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女战士。这个个子不高不矮、瘦条个、瓜子脸、长得漂亮、待人和气、顶喜欢和人说话、热心肠又勇敢的年轻姑娘，一下子让毛泽东怦然心动了。
1928年春天，贺子珍率队前往永新塘边村发动土地革命，与后期到达的毛泽东等人会合。在这里，贺子珍在共同的工作和战斗中，逐渐了解了毛泽东，并协助毛泽东完成了《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哥哥贺敏学主动把自己的住处——茅坪八角楼让给了妹妹，从此，他们的爱情在井冈山迎来了春天。井冈山的岁月是艰苦的，也是他们一生最浪漫的时刻。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八角楼享受着爱情，也共享着幸福和甜蜜。
从1928年到1937年，尽管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只保持了整整十年，随着贺子珍出走苏联而结束，但他们的生死与共患难与共的爱情，并没有随岁月的流逝而改变，有伤也有泪，有痛也有恨，在伤痛中走向永恒。
当年轮又过了十圈，贺子珍满身伤痕地回到祖国的时候，毛泽东也是无限感慨。先是年初他同意王稼祥夫妇和罗荣桓夫妇帮助将贺子珍从精神病院接回国，接着在5月30日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东北局妇委书记的蔡畅，请她照顾好即将从苏联回国的贺子珍。8月，贺子珍携女儿娇娇和岸青兄妹抵达哈尔滨，先在东北财政部任机关总支部书记工作，后调至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做工运工作。第二年，她随机关迁至沈阳，并与妹妹贺怡会面。
与性格同样要强的贺怡相比，这时的贺子珍显得已经苍老些，心境也苍凉了些。作为毛泽东的弟媳，贺怡要为1937年赌气出走的姐姐争这个名分，力劝姐姐回到毛泽东身边。贺子珍对此已经心静如水，没有梦想更没有奢望，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实在拗不过妹妹的好心好意，她犹豫了。这样，在贺怡的帮助下，贺子珍和女儿娇娇分别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女儿的来信，毛泽东可谓是喜出望外，立即用电报回复贺子珍写给毛泽东的信大意是：“主席：我已经回到中国来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九年，对国内现有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我在苏德战争期间，生活艰苦，什么都要干，比长征还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现在我学做工会工作。我很感谢您对我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毛泽东最后还是回信了，这封迟到近两年的信是在1950年夏天才回复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
1949年春，贺怡与到北京商讨翻译毛泽东哲学著作的苏联教授尤金一起，带着娇娇和毛岸青一起来到北京，住进了香山的双清别墅。性格泼辣、敢作敢为的贺怡在大哥毛泽东面前毫不掩饰地说：“主席，我一是来送外甥女的，二是来给子珍姐找地位的。”贺怡觉得现在是要给自己的姐姐争个名分的时候了。毛泽东沉思良久没有回答。但据有关史料披露说，后来“毛泽东还是在石家庄约见贺怡，要贺怡把贺子珍找来，颇有重归于好的意思”。而且毛泽东还跟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然而按中国的什么老传统？又如何办？毛泽东并没有说。可是，等贺怡再次带着姐姐贺子珍来到北京的时候，却没有了上次那样的顺利。当火车行至山海关的时候，贺子珍被自称为组织部门的人在山海关阻拦，被挡在了北京的大门之外，只得在天津住了几乎一个夏天。而这一切的真相都在1949年11月21日，随着贺怡在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于长征出发时寄养在江西的儿子毛毛时遇车祸身亡，而随之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而贺子珍直到新中国成立了30年之后才第一次来到北京，而此时，她心爱的“老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整整3年！
贺子珍，或许是毛泽东内心永远说不出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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