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弗兰克在其名著《白银帝国》中，展示了1400-1800年全球经济体系的图景，认为在这一经济体系中唱主角的是亚洲、特别是中国，而不是欧洲。
的确如此，乾隆中叶新疆地区的统一，则推动着这种由中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走向了最高潮。
鼓励新疆贸易，自乾隆时期开始几成国策。1762年，乾隆发布上谕，对于“自平定回部以来”该地区的局势稳定、治安良好、民族和谐予以高度肯定，继而提出应“晓谕商民，不时往返贸易”，同时，强调指出：“贸易一事，应听商民自便，未便官办勒派……若有愿往者，即办给照票，听其贸易。若不愿，亦不必勒派。如此行之日久，商贩自可流通矣。”
在政府的鼓励及有节制的管理下，新疆与内地的经贸交流大规模地推进。“中兴以来，西陲底定，拓地周二万里之广，内地商贾持币帛以来者，论蹄万计。天山以南、玉门以西，昔为游牧佳场者，今则为商埠重地矣。”(《新疆图志·赋税》)南疆地区的“南八城”，也迅速成为贸易中心，如叶尔羌，“货若云屯，人如蜂聚，奇珍异宝，往往有之……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西域闻见录》)
对于新疆的成就，连英国人都心生艳羡。大英帝国著名学者包罗杰，在其初版于1878年的《阿古柏伯克传》一书中，回顾了乾隆时期的新疆政策，盛赞道：
他们(中国人)能够给予当地的最大的恩惠当然是维持秩序。公平地在许多诉讼者之间保持平衡，乃是中国行政长官的第一条信条。在这个混乱的地区一旦能安定下来，贸易就复活了。大为衰落的当地工业又重新活跃起来；外国企业也被吸引到这个地区来，中国政权很快就使之成为中亚最繁荣幸福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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