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鸦片危害。根据地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宣传,发动群众禁烟禁毒,并制定法令法规对种烟贩毒者严惩,从而有效的遏制了鸦片的泛滥,保存了抗战力量。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创建的第一块根据地,是华北抗日根据地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她地跨河北、察哈尔、山西,到了抗战中后期,又扩展到辽宁、热河等省,按其地域可划分为北岳、冀晋、冀中、冀热察等战略区。这些战略区既相对独立,又互相配合,共同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鸦片泛滥
鸦片的危害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抗战时期,毒品又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手段。日军占领华北后,为从精神上、物质上摧毁中国人,在华北大力推行毒化政策,其方法无所不用其极。首先,明令划定种烟区,强迫农民种植鸦片。1939年的晋北,罂粟种植面积超过1万亩,鸦片产量超过10500两。1940年,大同、阳高等12个县种植罂粟16万亩,鸦片总产量两。1942年,日伪又划定其他26个县为罂粟种植区,仅太谷一县罂粟种植就超过6000亩。在察哈尔,日本人组织了一个鸦片管制总局,大力推进鸦片种植,广征鸦片捐税,到1942年,除怀来县外,所有的县都大面积种植了鸦片。日伪在察哈尔南部划定所谓南察种烟区,鸦片地超过50万亩,1941年日伪收购鸦片1500万两。其次,设置大规模造毒工厂,提炼毒品,贩运各地,毒化人民。日本人又用尽各种方法,逼迫人们吸毒,还将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掺入纸烟内,使吸烟者无形中养成吸毒习惯。仅以山西太谷县为例,其县每乡都有许多烟馆,销售大量的鸦片、海洛因等。一半以上的居民为隐君子,甚至不满9岁的孩子也出没于烟馆。
二、村村萎靡
日伪的毒化政策给晋、察、冀等省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其一,吸食毒品严重摧残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使人体质下降,过早衰老,萎靡不振。至于士兵一旦吸食,则抗日意志和精神完全丧失。其二,日伪不但在沦陷区大量制毒,还向根据地和大后方贩运,从而掠夺了中国大量财富。其三,使中国家庭破败,经济破产。无数居民吸食鸦片,致使田地村庄荒芜,人民流离失所。如义望村原来住户千家,楼阁林立,风景雅致,后则大半折毁,典卖几空。居民减去一半,每日能吃三餐者极少,且朝不保夕。其四,根据地的官员染上毒瘾后则走向贪污腐化,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形象。更有甚者,毒品走私极大地损耗了根据地的人力财力,降低了根据地的生产能力,从而对抵御和救治灾荒产生不利影响。
在游击区和新解放的地区,由于受敌伪毒化政策的影响,鸦片危害也很严重。如寿榆的田家湾有54户,370人,吸毒者达30户,123人;又如邵文村,全村169人,即有33个吸毒者,每日消耗在300至400元,村长、中队长、指导员都是吸毒的能手,贪污腐化,压迫群众。3家大户因吸毒彻底垮掉,12户废败了,卖掉了9个青年媳妇,4个儿女,卖掉和荒芜的土地在600亩以上。结果村中一切负担都落到不吸毒的人头上了,不仅影响了全村的团结,而且各种严重问题接连不断出现,大家一致认为如再不禁毒,一切工作都不能顺利进行。
三、严格禁毒法规,枪毙贩毒的军分区司令
为了反击日伪的毒化政策,根据地各级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加以全面禁止。首先,确立禁毒为根据地基本政策之一。抗战之初,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中就指明“禁止大烟毒品、禁止缠足、禁止人口买卖”;1939年2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了《严禁播种罂粟的命令》,指出:“察播种罂粟,病国害民,早已悬为严禁,惟自敌寇进犯以来,厉行毒化政策,到处强迫播种。而无知愚民竟有受其欺骗秘密偷种者,若不严加禁绝,将见生产日减,毒氛日炽,影响抗战孰非浅鲜。”在阐明严禁鸦片的必要性后又要求:“现值春耕将届,罂粟不日下种之期,合再重申禁令,仰该县长认真查禁,彻底肃清。倘有偷种者,一经查获,即按中央禁烟治罪暂行条例严重处罚。除分令外,仰即遵照,并布告该县民众一体周知为要。”此后,每年春节前夕,根据地都要发布通告,严禁民众种植鸦片。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严厉规定,对于广大民众起了巨大的警示作用。
由于巨大的利益诱惑和日伪毒化政策的影响,有一些人无视根据地政策,向根据地贩毒,根据地内也有少数人种植鸦片和吸毒。为此,根据地制定了禁烟禁毒治罪条例进行严厉打击。除了规定罚款,还判处相应的有期徒刑,甚至死刑。1939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和晋察冀军区将易满徐军分区司令员孟阁臣逮捕处死,罪状之一就是不仅自己贩毒,而且纵容部下吸毒成风。另据1942年晋察冀根据地的统计,在晋察冀被拘捕的特种刑事犯中,因制毒贩毒被判刑者占10%。这样,抗日根据地政府对毒品犯罪分子的惩处真正做到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无论毒品犯罪分子官有多大,功劳有多高,都要依法制裁。这极大地树立了根据地禁毒法令的威信,表明了根据地禁烟禁毒的决心。
根据地还不断完善禁毒机关。禁烟禁毒是根据地政府经常性的重要工作,由民政厅和各县民政局具体负责。除此之外,晋察冀各根据地还设立了禁烟督察处或类似的禁烟禁毒专门机关。禁烟督察处之职责一方面在于打击制毒贩毒,另一方面还要设立戒烟所,制造戒烟丸,收容吸食者,强制其戒毒。总之,晋察冀根据地禁烟禁毒政策、法规和相关机构的确立完善,使禁烟禁毒有了充分的保障。
四、李公朴听来的故事
对于禁烟禁毒,根据地首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号召“大家动起手来,抓烟灯,缉拿烟贩,彻底消灭这害人的东西——鸦片”。八路军和抗日政府也深入基层,动员群众,让群众明白烟毒的危害和自己拥有的禁毒责任。如晋察冀北岳区原先因敌毒化政策,百姓抽料面较为普遍。针对这种情况,边区政府一再指出鸦片泛滥的巨大危害,并进一步告诫大家,偷种偷吸者将受到严厉处罚。
通过宣传,晋察冀各根据地的广大人民对烟毒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禁烟禁毒的法令也有了清楚的了解,很多人自觉按政府法令去做。抗日根据地政府禁种罂粟的命令不仅在根据地内深入人心,在敌占区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李公朴在参观晋察冀根据地时,就听见这样的故事:在山西定襄县一个日军驻扎的村子里,村长就曾这样公开的进行禁烟宣传,它一面敲着锣,一面喊:“街坊邻居们,可不能种大烟啊!种大烟是犯法呀!种了大烟要受罚呀!”日本兵问他喊什么,他就回答:“太君让我们种大烟,我告诉他们种大烟。”
五、“料面鬼”成劳模
帮助吸食鸦片者戒毒并帮助其恢复生产,也是根据地的重要工作。在烟毒较重的村子,选择有威信的村干部专门担任禁毒工作,将料面鬼集中起来,充分运用民主方式,进行耐心的说服与感化工作,并深入说明敌人毒化政策的可恨,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心和生产自救的决心。在生产过程中,村干部将料面鬼组织起来以督促他们。如晋察冀邵文村的赵二贵,将全村料面鬼分成8组,每组都有干部做核心,白天一起下地生产,晚上集体睡觉,所用的旱烟、手巾、衣物等,村中派人取回,禁止与金钱直接发生关系。半个月功夫,该村烟毒就完全戒绝了。由于料面鬼家境绝大部分都非常贫寒,所以在他们生产情绪提高后,政府与群众又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如粮食种子、牲畜、农具等。仍以邵文村为例,春耕大生产运动开始后,赵二贵发动群众,向上户借粮8石2斗,村中反贪污得来的600斤米也借给他们,还有许多户,自动的无代价供给种子、牲畜,从而提高了他们的信心与决心。整个春耕至播种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料面鬼偷懒的。据统计,9个料面鬼,1943年种地264亩,产粮92石6斗;1944年种地273亩,产粮165石。另外,这9个人中,有2人当半截长工,5个人零星打找工,每人平均增产粮食9石多。不少村子,吸取了赵二贵的经验改造料子鬼,改造以后,生产情绪空前高涨。
通过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晋察冀根据地初创时期的毒祸泛滥得到了有效遏制。不但基本杜绝了罂粟的种植和贩卖,而且大批吸食者通过改造获得了新生。根据地的物力财力得以保存,人民的身体健康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精神风貌也焕然一新。这些都促进了根据地生产力的发展,对于抵御和战胜灾荒、加速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应该指出的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禁毒斗争的伟大成绩,是与党和政府的艰苦努力密不可分的。共产党员基层干部为了发动群众,常常背着行李,带上干粮,到处奔波,甚至不顾生命危险跑到敌占区去宣传抗日政府禁烟禁毒的法规政策,阻止和破坏日伪的毒化行径,就这样一点一滴流血流汗,一个村一个村的肃清毒源,改造吸毒者。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做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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