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观察社会,基于底层的观点,写人写鬼,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然有时思想却不脱乡间秀才气,带着较多偏激色彩。比如抨击科举制度不公。其实科举制度应该被诟病的是选拔的内容与标准,而不是考试的程序。有清一代,对科场舞弊的惩罚尤为严厉,蒲松龄落榜并非考试不公正的结果。事实上,比照《聊斋志异》干净利落的叙事,再读读被他敝帚自珍的骄四骊六,就明白了。以落榜者的怨愤来观察科举制度,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一种文本“抒愤感”的意识太强,往往会影响它反映社会现象的客观。
相反地,纪昀是一个“绝对正确”的人。乾隆虽然循例推崇理学,但暗里是打击理学家的。因为一旦一种思想获得了近于宗教的地位,哪怕它本身是维护皇权的,它的狂热崇拜者却有可能把“亘古不变之理”凌驾于皇权之上,造成与日益膨胀的皇帝个人权力的冲突。纪昀无疑对“最高精神”心领神会,所以在《阅微草堂笔记》里有大量对理学家“不近人情”的嘲弄(鲁迅先生曾论之)。既然他反对理学家的“不近人情”,自然要极力标榜他在天理人心之间的平衡技巧。读者可以发现,《阅微草堂笔记》无处不努力体现自己的持平与公允,也就是说,纪昀的道德评判,并非最严厉,也不会最前卫,而是“最正确”。他表述的观点,是比较接近当时社会舆论的普遍标准的。
《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不同,走的不是唐宋传奇,而是魏晋志怪的道路。《聊斋志异》是上天入地、曲尽其态的描摹想象,(阅微草堂笔记》则是近于“原生态”的短小故事。纪昀推崇孔子的“述而不作”,致力于考据,著述甚丰,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而文学创作,就只剩这本小说(诗文集系后人辑录),偏偏在这本小说里,他极力淡化创作的痕迹。《阅微草堂笔记》多数篇目,都要注明故事的来源。每个讲述者都有名有姓,若非自己亲闻,则必注明流通环节,辗转相因,言之凿凿,推卸“加工”的责任。他有时提供一个故事两个不同版本,甚至会质疑故事的真伪,伪装得像对待史料般认真考据过一番。同时他也狡黠地提醒读者:你相信道理就好,至于故事,就不必太认真了吧。《阅微草堂笔记》的分卷标题之一就是“姑妄听之”。对一本谈狐说鬼、神道设教的小说,其作者极力撇清与创作的关系,是十分可笑的。但是这无疑标明了纪昀是借神鬼小说还原人情世态的意图。
《阅微草堂笔记》的文字特别的好。鲁迅先生曾经赞誉:“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聊斋志异》以情节和描写引人入胜,纪昀则擅长不动声色地讲故事,寥寥数语,就包含丰富的信息,并把白己的价值判断,不知不觉传输给读者。他还非常喜欢作道德评价,往往在故事末尾,发一两句精警告白,或是作一幽默比喻。这使得《阅微草堂笔记》的说教既含蓄,又醒目。在说教的时候,他还格外注意“理和理打架时怎么办”的尴尬状况,有时甚至来一场真实或者虚构(借神鬼之口)的辩论,让读者看到多方的立场与判断。这一特色,使得它反映的社会伦理观更加完整。
纪昀和所有道德家兼小说家一样,都有虚伪的一面。兰陵笑笑生写的明明是“宣淫”的大“毒草”,却偏偏总要记起扮演“惩淫”的审判官。纪昀的出身和教养注定了他无论宣淫或者惩淫,都不会像笑笑生那样直截了当,但是有时他“干干净净,开开心心”地讲一个个黄色小故事,转眼又要担负起审判官的职责。这角色转换得太快,脸上的笑容都来不及收敛,读者其实不难察觉其间的言不由衷。但是,我们考察文本,不单要看一个人说了什么,还要注意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纪昀既是一个“最正确”的人,他那些道德评判,可能不代表他真实的见解,但是他会有这样的见解,恰是社会“需要”这样的见解。所以纪昀道德判断的真诚与否,往往并不影响分析的结果。
从《阅微草堂笔记》的大量“原生态”故事里,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从底层到高层的众多趣事,人们对神仙的信仰,对鬼神的态度,对同性恋的观感,婆媳关系,主仆矛盾,京师风尚,边地民俗,窥见素来祟尚“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国人的为官之道,做人技巧,处世哲学……它无愧于一本清代乃至旧时中国的人情世故绝佳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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